家谱体例是在家谱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完善的。

先秦时期

由于中国家谱处于草创时期，其体例自然相当简单，一般都只是按照世系的先后，简略地叙述家族的人名，交待人物之间的世次关系，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先秦家谱体例的基本特征是“独记世谥，其辞略”。

汉代

中国家谱进入全而发展时期，家谱的体例也开始有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记事范围有所扩大。汉代家谱不仅记人名（即世谥），而且记得姓的起源；不仅记字号，而且有官位者还记其官位。

第二，在表现形式上，汉代家谱已有三种形式。分别是：一为横格制，分代分格按顺序记载；二为以姓为单位，先叙得姓的起源，再叙世系和官位；三为一贯叙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

家谱的体例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门阀制度的兴盛，出现了反映婚姻的综合家谱。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产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以世系图表来表示世系的家谱，这表明我国宋代以前家谱已有了图的形式。

唐代

家谱的体例应是以图表式为主，辅以文字叙述；图表用来表示世次关系，一般是分代分格填写；文字则用来叙述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等。

宋代

我国家谱体例发展了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家谱体例经过宋人的改造和确定成为后世的定型，一直指导着后人的修谱实践。家谱体例之所以能在宋代确定下来，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经过唐末和五代时期的战乱频繁，在唐时就开始衰落的门阀世族彻底土崩瓦解。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败和寒族地主的崛起，唐代私家谱牒得到迅猛发展，谱学由官向私转换。到北宋时，政府已罢谱局，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

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使家谱、宗谱的质量大大提高。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苏洵等人除参与修谱外，还对家谱的体例、格式等进行了探索。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家谱的体例才得以定型。

欧阳修和苏洵创立的体例即“欧苏体例”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代表，被后世奉为私谱体例的楷模。欧、苏体例，重在图表之创新，每图只记五世，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在形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

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也只列五世。自上而下五代世系条理清晰，依次为高祖之父、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右而左为同辈兄弟由大到小排例。五世排满一图后，则另起一图，但第五世必须同见于第一图的末一栏与第二图的第一栏，两图共列九世。第三图则由第九世到第十三世，余此类推。

苏体的区分世系原则大体与欧体相同，但更为严格。他更强调宗法，则不标明始迁祖，而只详细地写清自己这一支的世系，如高祖姓讳、祖父仕与不仕、父娶某氏、享年若干、某日某时卒等，这就是所谓欧、苏之区别。

欧、苏体例成为后世修谱的楷模，但相较而言，人们运用欧体者较多，这是因为“谱之法欧书尚矣，但苏则散见而难稽，欧则合收而易考，自上而下直书相承，则见高曾祖考儿孙；自右而左横书相属，则见伯叔昆季。

自一世至数十世，虽有亲疏远迩之不同，而昭继以穆，穆继以昭，罔不丝联绳贯，井然不紊，秩然于条，故一本欧家之法也”。(《义门陈氏族谱·凡例》)

苏洵在谱例上还有一项贡献，即创大宗谱法，即以宗之组织之宗之记载的根据，也就是将组织法与记载法合二为一。

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

明代家谱不仅书五世之近亲，而且书五世以外之远亲，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使为百世之纲纪。明代家谱记事范围之扩大，记述内容之丰富，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

清代是中国家谱体例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这个时期里，家谱的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中国现存历代家谱中，清代纂修的家谱最多，占总量的50％以上。

这些家谱的内容，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年表、余庆录、领谱这等20多项，使家谱或宗了家族史或宗族百科全书。

结语：中国家谱经过近三千年的发展，体例日益完善，记述内容日益广博。记事范围日益扩大。从家谱体例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宋代以前，由于家谱主要是用来“奠世系，辨昭穆”或是“别郡望，辨婚姻”，因而谱书的内容非常简略，家谱体例也相当简单，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人事资料为主。

宋明以后，修谱的目的发生变化，修谱也由官修为主变为私修为主，这就为体例的完善、内容的丰富创造了条件，于是就有了欧苏体例，有了明代的统宗世谱，家谱的记载内容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这样不仅使家谱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也大大加强了家谱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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