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谱牒的作用发展到高峰阶段，郑樵在《通志》一书中记录了谱牒在当时盛行的情况:“自隋唐而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可见谱系在唐代社会的深入状况。因此，隋唐时，针对这种情况，不仅采取了科举制来打击士族,唐代还采用官修谱牒的方式来“抑士扬庶”，以平衡社会的基本矛盾，使士庶二族渐趋合流，便利于政治统治。

　　唐太宗时期修《氏族志》

　　据史书记载在唐太宗时，“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菜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通过这段文字的描写我们知道，唐太宗修《氏族志》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士族也就是那些旧的士族，妄自尊大，缔结婚姻时，他们广索聘礼，有损风俗。这让太宗皇帝为之震怒，下诏编修《氏族志》，来约束旧士族的行为。因为此时旧士族对于政治统治不仅益处不大，反而轻重失宜，其行为成为把柄，为太宗皇帝所不容﹐借此机会来打击其气焰。并通过编修《氏族志》来重新确立一个土庶的标准，重划门第。

　　武则天时期修《姓氏录》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贞观中，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藁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议，于是州藏副本以为长式。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委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定其书，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仕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悉入书限，更号《姓氏录》，缙绅共嗤靳之，号曰‘勋格'。义府奏悉收前志烧绝之。”

　　由于有了前人的例子，即太宗皇帝通过编修《氏族志》来提高庶族的地位，扩大士族范围。所以在后来的朝代中，便有人借之牟利;要求重修《氏族志》，加入些新庶族，使之能与士族平起平坐，与之同谱，即有了《姓氏录》的编修。

　　唐中宗时期修《姓族系录》

　　唐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谱牒编修,是在唐中宗在位时期。“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改修氏族。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

　　这是唐朝几次大型的谱牒编修活动，可见统治者对谱牒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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