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是古代记叙某一家族或宗族世系表谱的历史档案文献，亦称家谱、族谱、家乘、宗谱、世系录及世谱等。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目，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衰微的过程。谱牒在历史上兴衰不一，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特点在历史文化上的反映，体现了谱牒的独特发展轨迹。

　　谱牒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当时的氏族公社成员皆来自同一祖先，他们以血缘为纽带，依地域而结合，由是产生了众多的家族、氏族村落，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与徽号，以保存、流传其全体成员的共同世系，与其他氏族成员相区别。氏族公社时期婚姻的缔结、丧葬的风俗以及财产的支配等，都是按一定的习惯与世系(母系氏族公社时世系按母系计算，父系氏族公社时世系按父系计算)进行的，世系，由此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私有制产生，父家长掌握着支配家族财产及成员的大权。一般氏族成员既畏于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又幻想得到他们死后亡灵的庇佑，由此产生了祖先崇拜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祖仪式，世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史记》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使以姬姓王族为首的贵族奴隶主成为“世卿”，子孙世袭其官职获得“世禄”。为确保世卿世禄制的实行,周利用由氏族公社演化而来的血缘亲属关系及祖先崇拜观念，充实、完善了夏商的宗法制度，使之发展成更为严密、系统的典型宗法制度。在这种典型的宗法制度下，宗族分为大、小宗，嫡长子权位继承制被最终确立下来并得以巩固。在宗法制与分封制之下，那种子继父、嫡统庶、兄先弟、尊临卑的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以记载世系为主的谱牒有了相当的发展。

　　周初的分封制与宗法制至战国时代，在生产力发展与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已难以维持其原有形态。变法后的各国逐步以军功制代替了世卿制，林立于各国内并与各级政府紧密结合的宗族集团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这在以明世系、辨昭穆为主要目的的谱牒与现实政治联系网上撕开了一道缺口,谱牒不再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分居》中指出:“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敬宗之道。”宗族与各级政权的结合，在战国时与奴隶制的最终消亡一起结束了。

　　唐代的谱牒之学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仍较为流行。如柳冲的《大唐姓氏录》、路敬淳的《衣冠谱》、韦述的《开元谱》、柳芳的《永泰谱》、张九龄的《韵谱》、林宝的《元和姓纂》等等。因此，刘知几在《史通·节志篇》中才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逮乎晚叶，谱学尤烦”。所以他主张将谱牒类书编入“国史”，“列于百官之下”，这既从正面阐述了谱牒与史学的关系，又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谱牒的重视程度。

　　宋以后的地方大姓名族，为“尊祖”、“敬宗”、“睦族”，仍很重视谱牒的修撰，所谓“世德之家，必记其族”，通过修谱，宣扬封建名教，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加上封建学者的倡导，使谱牒得以长久地流传下来，发展到清朝，不仅著族皆有谱，而且正像方孝孺在《童氏族谱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家之有庙，族之有谱”已成了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无谱之族，除极少数操所谓“贱业”者之外，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入谱之人，使谱牒的发展，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谱牒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几个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需要，谱牒的发展研究还会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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