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即地方志。编修方志是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省、县方志都没有重修，我国修志的传统有面临断绝的危险。前年四月，在中国史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胡乔木同志提出了加强中国地方史志研究编纂工作的任务。同年五月，曾三同志在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档案工作要同编史修志结合起来。(见<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简报>第二期）去年7月下旬在山西太原市举行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这两年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倡导下，在筹备成立全国地方史志协会工作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研究、编写地方史志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了，许多地方正在着手编写新方志。

　　要编好新方志，必须首先整理研究旧方志，了解旧方志的渊源、发展，弄清旧方志的性质、功用，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

　　方志的源流

　　我国的方志源远流长，卷帔浩繁，体例不一;加以过去研究不够，所以，关于方志的性质、渊源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什么叫方志?从字面上讲:方，方域、地方;志，诘、记，记事的书或文章;方志就是记载全国各地或某一地方事物的专门书藉。因为方志是按方域来记载事物的，其中又有那些地方大量的山川形势、风土物产、名胜古迹的记述，所以较长时期内人们往往把方志看作地理专著。在图书分类学上,宋以前均列入地理类.1781年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将方志列入史部地理类。但这样的分类并不完全切合方志的实际情况。有些方志是专记地理的，而更多的则不仅记述地理，而且还记述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情况，

　　所以把方志说成是地理专著，显然是不确切的。而且历代方志中有关地理和社会状况的记载，都是后人研究历史的资料，属于广义的历史。再说，“志”与“史”的字义是相通的，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称“史”者，有称“记”者，称“书”者，亦有称“志”者，如《三国志>。所以后来有人主张地方志是记载地方历史的书，地方志即地方史。最早力倡方志为史之说的是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 )，他明确地提出“志属信史”（《文史通义·外篇三·修志十议>)，“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郡府县志，--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文史通义·外篇二·州县请立志科议》 )，“志乃史休”（《文史通义·外篇三·答甄秀才第一书乡)。近代许多人赞成章氏“志属信史”的主张，但亦有人不同恣。这次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下简称“大会”)上就此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谭其骧先生就不同意章学诚“志”就是“史”的理论，他说把地方志看作地方史，是酉阔之谈，不可取。事实上自古至今，史、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都是源远流长的。未士嘉先生则认为章氏“第一次把方志提高到和正史等同的地位，……从而建立了方志学”〔《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史念海先生认为早期的方志一是述地的，讲自然变化的;一是记人的，讲社会活动的。述地的当时是主流,属史部地理门;记人的主要是人物传，属史部杂传。以后记地记人逐渐混合，到南宋时地方志逐渐按正史体列编成为地方史。讨论中多数人赞成谭先生的观点，认为地方志与地方史有所区别，不应完全混为---谈，所以协会的名称定为地方史志协会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大家亦认为地方史与志的关系很密切，史志绝然分开是不对的。有些旱期著作也很难完全分开。笔者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我国传统的地方志是全面记述一个行政区域（如府、州、县等)，或全国各地的自然、社会、人物的历史和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它的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风俗、人情、名胜、古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人物、事件等的现状及其沿革，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这已经超出了以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宗旨的历史学的范畴。

　　由于对地方志性质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地方志渊源的说法也就各有不同。

　　持方志即方史说者，认为方志导源于《周官》。《周官·地官·诵训》:“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孙诒让《疏》:“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此官则为王说之，告王使博观古事。”这意思是说:“诵训”官的职掌是为国王述说外史掌握的四方之志，把各地记载久远的事情告诉他。他们认为。方志，就是外史四方之志，就是指记载周朝京城及其直接统治区域以外的天下各地，即诸侯国的历史的书籍，即如《孟子·离娄下>中所称的“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舂秋》”等书。他们把东汉时撰的《吴越春秋》、《越绝书》，西晋时撰的《华阳国志》等作为现存的最早的方志。同时，还把《尚书·禹贡》、《山海经》作为记载全国各地情况的方志的一种类型-—总志的渊源。

　　持地方史、志有区别说者，认为外史四方之志《吴越舂秋》淳书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禺贡》、《山海经》则是历史地理书。他们认为方志的渊源是秦汉时的“图经”。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各项说明，这就是方志的前身。“图经”之名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在东汉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桓帝之前已有图经。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疗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汉书·地理志》也曾两次引用了《秦地图》的材料。可见早在泰代已有能知天下山川形势及社会人文情况的有图有说明的在。已故的张国淦先生所编的<中国古方志考乡把<秦地图>列为中国古方志总志类的第一部。《秦地图》大约在董卓之乱时丢失了，西晋时裴秀说:“今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晋书·裴秀传》)可见当时在秘府里已无秦图。

　　还有第三种意见，认为方志是百科全书式的地方性著作，则渊源就不可能只是一个，而应该是多源的。上述两种意见所提到的《周官》、《禹贡》、《巴郡图经》等都是与万志有渊源的关系，其中均有方志的源头。笔者基本上同意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各类书后来有些发展成地方史，有些发展成历史地理，他们中间某些部分的综合则发展成地方志，而“图经”则是方志的主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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