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孔文化复兴的衢州，许多乡村重开了宗祠大门。文旅并举的东风似乎裹挟了“时代的韵味”，尘封有年的祠堂，便被重新开讲。

　　这是三衢古郡望族周氏，丁酉年九月初九，重修宗祠，合族祭祀祖先。

　　提起日渐衰落的祠堂，多数人脑海中闪现的影像，是跳动的烛火、敬献的牺牲、供奉的灵位。

　　近代百年变局，社会激荡，“封建残余、男尊女卑”等等政治概念的冲击，祠堂“归宗敬贤”的文化观念几乎土崩瓦解。

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村汪氏宗祠内，浙江交响乐团首次演奏当地村歌。 王飞 摄

　　一个文化观念的形成，是由人的生存结构基础决定的，也是人基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要。我们脚下这方土地，生发出的是有别于西方工商文明的农业文明。祖先千百年辛劳摸索，自然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方式。血缘纽带的有效和稳定，以及天然合理，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不同于西方资本秩序的血缘秩序，衍生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产生了哲人孔子以及他伟大的儒家学说。儒家“家国天下”学说成为主流，保证了社会分而不裂、松而不散，维系着一个和谐、稳定、富足而精致的农耕社会。这才有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

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余氏宗祠内，农民画家交流画作。 王飞 摄

　　高悬于孔庙大成殿之上的“生民未有”匾额，说得正是：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一位像孔子一样的圣贤，昭示后人铭记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至尊地位。

　　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的特有价值逻辑，正是家族存在的缘由。以家族为中心、家庭为单元的文化，其重要的穴位便是村坊间最为庄严的祠堂。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和祠堂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

　　祠堂是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宗祠制度产生于周代，为天子专有，为维护其权威而独享专祀，以示代天牧民。随着民智开启、民本思想发端，宋代开始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父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明清两代百姓开始大规模营建祠堂,从而形成了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柯城区万田乡余家山头村余氏宗祠内的祭祖活动。 王飞 摄

　　纂修宗谱、传承宗谱，是祠堂的一个重要功能。立谱、修谱之年，家族共同制订入谱条件：僧道邪巫、不孝不悌、奉行异端者不得入谱；而对道德硕儒、孝子贤孙、义士仁人，要上告宗族，入谱立传。家族谱系流淌着岁月痕迹，其实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归宗敬贤”使祠堂成了文化道德体系的枢纽和放大器，白纸黑字只为彰显家族坚定的道德标准。

　　一个家族耗费巨资开宗立祠，慎终追远，团结族人，归根结底是用心经营好脚下这块土地。地方公益、尚众事务、利害仲裁、婚丧嫁娶、节庆欢娱等公共活动，都需要在宗祠的开阔空间进行。

衢江区峡川镇峡口村姚氏宗祠。 王飞 摄

　　建祠堂和兴学堂，是家族中同等重要的大事。学堂往往就设立在祠堂中,被称为祠塾，以儒学研习为主体，古今结合，开民智、重教化，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皇权不下乡的时代，底层社会的管理教化，依靠的是族权与政权互补，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无论是高官显贵、乡绅士子，还是贩夫走卒，是我族类都在为脚下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全部。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的文明”。

　　以慎终怀远的历史眼光看祠堂，就会看到一幅气势恢弘的长卷。祭台两侧的祭器并非是简单的陈列；所有的祭礼规程，也都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文化传承的方式。那袅袅升起的烟火，是对精神世界的慰藉；透过令人生畏的灵牌，增强着现实的体会、曾经的荣耀和庄严肃穆——一切为了点燃人们精神世界里的灯塔。

常山县东案乡金源村贤良宗祠鸟瞰。 王飞 摄

　　生活，如江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时间的滩涂上，祠堂是几千年来先人极力构建的道德高地，代代累积，聚沙成塔，以一种群体不朽的姿态指引着历史的方向。即便今天的生存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价值多元取向成为主流，但小康生活依然是百姓的期盼，祠堂的存在便不容忘却、不容忽略、不容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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