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首领，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上帝的恩助。” 　　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中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日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思，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里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像，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像，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手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以与以色列的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1:18），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在公理会为孙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先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又时常加以监视，对此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学医院专攻医学，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其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慧，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的地方，没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枕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联合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巿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无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习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予卜此新建之帮，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民国元年五月，他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民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犹游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呼？”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够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上帝的保护、同道的协助。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郑少白、陆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峄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老师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这一切确有上帝的奇妙安排与保守。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似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觉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上帝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他，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为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候（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回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的信仰之虔诚，祈祷之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还须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上帝谢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