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文治教化。文化表现于事理方面，则为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科学、哲学、文艺、史学、风俗、习惯、教育，乃至政治、经济等等，可以说人类一切生活活动范围的综合体就叫做文化。中华文化的特质为伦理、民主、科学。文化既然是人类整个生活的综合体，为什么……只提出这三者为中华文化的特质？因为除这三者之外，其余的好像沙与一块块的石子，而我们中华文化，却像水泥一样，能够将沙和石块凝结成一个整体。东方与西方文化特质所不同之处，以近代来说，近世纪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是科学技能，中世纪代表西方文化的是宗教。科学技能发展到今天，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可说已很满足了。不过人是有情的动物，且为万物之灵，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更需要精神生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宗教，教徒们崇拜神圣，然各宗教之神，事权亦有差别，譬如犹太教的上帝的是主持正义，同时以惩罚恶人为事。伊斯兰教的上帝，除了惩罚恶人之外，还要赏赐善人；同时一切教徒在回教上帝之下是平等的。耶稣教的上帝和前教稍有不同，他是仁慈的、博爱的，主张宽恕他人，而自己所表现的却是非常谦卑。所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可以说是以宗教为中心。我们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表现的都是外儒内佛，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不同之所在。所谓外儒，就是说中国社会向来是以伦常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社会能够存在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就是因其本身就有团结的力量。五伦从最小的范围说是夫妇，再扩大就是家庭，家庭里面有父子、兄弟；家庭以外是社会，社会则有君臣、朋友。五伦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的根本，而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伦常是中国人的人格；具备了这五种常道，就是取得了人的资格；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因为人具备了伦常大道。这是表现于外者。而国人内在趋向则多为佛，佛教传到中国大概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到现在可以说已经纯粹变为中国的佛教，而和印度佛教不同；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已和中华文化融合为一体。佛教的内容不是崇拜神，也不是崇拜上帝；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也承认有上帝，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在佛法上讲是平等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像中国国民见到外国元首，他虽管不著我们，然必待之以礼。我们对鬼神的态度亦复如是。对于上帝应当恭敬，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貌，人与神之间也应有礼貌。人对于上帝当然也应该有礼貌，也就是对于一切鬼神都要尊重，因为他也有佛性。佛教所谓佛性，就是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德能。这种智慧德能是平等的，不但众生平等，众生与佛也是平等的；现在所讲聪明才智的差别，不是智慧德能有差别，而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迷惑有深浅不同；迷惑深的就较愚，迷惑浅的就较聪明。所谓‘佛’，就是他将迷惑断尽了，而本有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复；反之，迷而不觉，就称为众生，也可以说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受国人欢迎，就是佛教教义在于启发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智。刚才讲文化像一般散沙一样，必须有一种东西把它凝结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伦理—‘五伦定分’，‘八德交感’。人在社会上首先要决定名分；名分决定以后，就有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谓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任何一个人都具有这些名分；在家庭是怎么样的身分？在社会上是怎么样的身分？在某一个所在身分变更，义务也随之不相同了；因此，五伦具有十义：夫义妇听、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长惠幼顺，此谓之十义。这就是说，做丈夫的必须守道义，做妻子的一定要顺从；做父母的一定要慈爱，做儿子的必须要孝顺；所谓君臣，并不一定是臣子对君王，而是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譬如经商开店，老板就是君，伙计就是臣；领导人一定要仁惠，被领导的人必须尽忠。所以五伦有十义，各有各的义务，各人有各人的本分上应该做的事情。譬如忠孝仁爱都是属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基础。伦理的重心就是孝，中国自古即系以孝治天下；在家庭孝顺父母，离家庭以外，化孝为忠，就是孝于国家，孝于民族。孝之为道，其大无外，孝经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古人所谓经天纬地，范圣型贤，我们学圣人，学贤人，必须以孝为基础，从孝上著手，才能成就大德。佛亦如是；佛教是以孝为根本，所以才能修成佛。戒经里面有明文指示我们说，孝就是戒律；如果离开孝，戒律的基本精神就没有了。佛教的孝道，就是寓孝于亲，而后将此种精神扩大，孝于人类，孝于一切众生，这是比儒家的范围更扩大一层。儒家讲孝讲到人类为止，佛教则讲到一切生物，这是文化根本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