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作为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构筑了经学“天人”之学的规模。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天人”之学的理论体系。邹衍善言“天人”之学，号称“谈天衍”。他将“阴阳说”和“五行说”融为一体，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旨在论证“天象”与“人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囊括天人、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董仲舒吸纳这了一理论成果，以阴阳五行为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将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填充其中，如以阴阳比况三纲，以五行比况五常，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 其次，利用阴阳五行说的推论模式，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汉代经学的方法论具有经验论和感应论的特征，这些显然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论述邹衍思想时说：“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其中所谓 “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模式，演化为董仲舒“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的经验论思维。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它深刻地影响到汉代经学。如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就“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古文经学也不例外。 再次，齐学的部分内容进入儒学，经学的内容杂糅化了。阴阳五行说即具有杂糅化的特征，综合“阴阳”说和“五行”说，兼及“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等。阴阳五行说这种杂糅化是齐文化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反映。汉代经学显然受到影响，如董仲舒以“阴阳”喻“刑德”，法家思想进入经学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又讲“强干弱枝”，“赏善诛恶”，“责名考质，以参其实”，表现出“霸王道杂之”的特征。而董仲舒讲“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则显然是吸收了道家黄老学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