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为下邽人。他诞生于河南新郑县一个小官僚的家庭里。十二三岁时，因朱泚、李希烈兴兵作乱，他避乱越中（今浙江），在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岁月中长大起来，因此他能够接触普通劳动群众，这对他后来创作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有一定的影响。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他考取进士，进入仕途，因看到朝廷腐败和一般官僚的龌龊卑鄙，担心这样下去国家的命运要被他们断送，因与元稹等在一起商讨澄清政治的对策，并和宦官以及贪污吏们进行斗争。唐宪宗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三年被任为左拾遗。左拾遗是皇帝跟前的谏官，他屡次上书请革除弊政，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当面指摘唐宪宗李纯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亏有李绛的救护，才没有受到处分。正是在这样的勇于向腐朽势力斗争的情况下，白居易写出了许多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的讽谕诗。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虽已改职为东宫左赞善大夫，仍然首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旧唐书》本傅）。当局深恶他僭越言事，贬为江州司马。从元和十年到十三年(815—818)四年中，诗人在江州，因司马本是闲官，无事可做，壮志逐渐消磨。他早年曾受过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时消极思想更加滋长，便在庐山香炉峰下东林寺边筑起草堂，用大部分时间修仙学佛。后升任忠州刺史。忠州是山区小邑，他又有“天教抛掷在深山”（《木莲树图》）的叹息。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眼见皇帝荒于酒色，不管国政，大官僚们内部发生矛盾，李宗闵和李德裕等彼此互相倾轧，他不愿卷入漩涡；同时他论河北三镇的奏疏不被采纳，因此自动提出放外任的要求，后来被任命为杭州太守。在杭州时，兴修水利，筑堤捍卫钱塘湖，泄引湖水，灌溉田亩千顷。所作《钱塘湖石记》一文，具述其事。此外他还做了不少其他对人民有益的事。他在《别州民》一诗中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足见在“救凶年”这种大事上他是特别重视的。 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他改任苏州刺史，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此后，他又曾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后闲居洛阳履道里，作《醉吟先生传》，以醉吟为乐。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唐武宗（李湹）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不但在作品里表现了为民生疾苦而呼吁的心愿，而且他还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符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主张。比陈子昂、元结等已有的进步理论面目更鲜明，系统更完整。 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首先是表现在诗歌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在《策林》六十九中他这样写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这就是说，诗的产生是由于“事”触动了人的情感的一种结果。所谓“事”就是《伤唐衢》诗中“一吟悲一事”，《秦中吟》序中“因直歌其事”的“事”。它的具体内容乃是指与国家人民有关的社会事件。再联系他在《寄唐生》诗中说的“唯歌生民病”，《伤唐衢》诗中说的“但伤民病痛”，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是在竭力强调诗歌应当是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指责时政的弊病。这样的文艺思想不能不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白居易又认为时代的盛衰和社会的好坏都可以从诗歌中反映出来，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又在《策林》六十九中举《诗经》中的《北风》刺虐，《硕鼠》刺重敛，乐府中《广袖》、《高髻》刺奢荡为例，说明自古以来一切社会的情况都由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到诗歌中来。这些都是他对于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能影响人的思想意识，改变现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诗是“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一面对统治者剥削人民的罪恶予以揭露，一面对人民生活艰难和痛苦表示同情，可以看出他的鲜明的倾向性。他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有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样两句话作为创作的准则 。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势必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失了教育的作用，改变现实也就无望了。他不得不“痛诗道崩坏，欲扶起之”（《与元九书》），不得不主张耍“张直气而扶壮心”（《和答诗十首序》），不得不大声疾呼：“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他主张写诗要于“时”于“事”起讽谕的作用，要用讽刺诗作为武器，意义是十分积极的。这些都是符合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的。 白居易的理论符合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他对真实性的强调，如《秦中吟》中的《立碑》和《新乐府》中的《青石》等诗，都主张作为文辞一定要写真实，反对虚伪。在《策林》六十八中也清楚地说：“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他反对雕章镂句的虚美，正和他反对“晋宋以还”“六义寖微”“六义尽去”的诗“丽则丽矣，吾不知其讽焉”一样，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合于现实主义的理论。 但是他写出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目的在“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让张籍古乐府》），他要“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宠，塞言责”（《与元九书》），希望“上流下通上下泰”（《采诗官》），他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他的立场观点和我们今天的立场观点不一样。他所谓的“核实”，同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还有区别。 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天祥，民族英雄。选中贡士后，他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后，他又改字宋瑞，后号文山。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纳土，向元军投降。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昺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对张世杰专制朝政极为不满，又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南宋行朝，以同都督的身分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指挥抗元。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南宋行朝移驻厓山，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 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南宋在厓山灭亡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决心劝降文天祥。 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㬎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㬎说：「圣驾请回！」赵㬎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 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下令籍没阿合马的家财、追查阿合马的罪恶，并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和礼霍孙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颇得元世祖赞同。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巿口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评我为最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