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利用“北门厄事件”这把“总钥匙”，王元明得以破解了李白出生地之谜，自成“一家之言”。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一个标志性人物，李白的能力毋庸置疑，那么，这么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为何终生不走科举道路，反而奔走豪门，通过“走后门”的途径进入仕途？

王元明说：有了“北门厄事件”这把“总钥匙”，这个扑朔迷离的千古疑案，一下子豁然开朗……

科举“大道如青天”，李白缘何“我独不得出”？

唐代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通过世代沿袭的方法垄断政权的落后传统，来自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和出身普通农家的底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终于有了出路，“朝为田舍郎，暮为状元公”，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通过科举取得入仕资格，成了唐代文人最普遍的选择，无论是杜甫、白居易，还是韩愈、柳宗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利用科举得到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像李贺那样，因为父亲名讳（李贺父亲名叫李晋肃，“晋肃”和“进士”声音相近，为避讳不能参加科举）而放弃科举的，可以说少而又少。

在整个文人阶层积极参与科举的热潮下，李白却偏偏特立独行，放弃科举，终日游走于达官贵族之门，希望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入仕途。这是为何？

对于这一奇怪现象，绝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李白心高气傲，“不屑于”走科举道路。

王元明认为这一说法很不妥当，放弃科举而去“走后门”，未必是因为心高气傲，在奔走豪门的过程中，李白往往是以牺牲尊严和人格为代价的。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最后，李白这样写道：“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王元明说：请大家仔细回味，“愿君侯惠以大遇”以后八句，李白说的何其慷慨，何其激昂；然而“若赫然作威”以下，李白说的何其无奈，何其悲愤！尤其是“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两句，多么凄凉，哪里有半点“心高气傲”？

排除了“心高气傲”的因素，唐代科举道路既然“大道如青天”，李白为何“我独不得出”？

身世不清，李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还是让我们回到“北门厄事件”这个切入点上。

王元明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科举考试的程序早已正规化、严格化了。朝廷明文规定：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经过地方官的严密审查并予以推荐，被推荐人不一定都是贵族子弟，但起码是品学兼优、家世清白的良家子弟。

通过对“北门厄事件”事件的分析，读者已经知道李白出身贫寒之家，本是斗鸡徒，曾经在斗鸡徒群殴中“手刃数人”，他又逃亡蛾眉山避难，隐姓埋名。像这样有过“劣迹”、家世不清的人，哪个地方官敢于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

另外，“北门厄事件”后，李白隐其真名真姓，自称“凉武昭王（李） 暠九世孙”，和唐代皇家同宗。李白这种说法，自己随便说说，别人姑妄听之可以，一旦对方较真，李白可就没招了。

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唐玄宗发布诏书，续牒认亲。诏书中说：

“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联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见《唐会要》卷七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正是在天宝元年秋受诏入京的，“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异礼有加，命为待诏翰林”，处于仕途中最得意的时候。如果李白真是“凉武昭王（李） 暠九世孙”，那么按照辈分，他就是唐玄宗的族爷，皇帝还能不更加尊敬他、提拔他？可后来李白并没有和皇帝续家谱，也没有入宗正寺。这是因为李白本来并不姓李，无法较真。既然李白不敢续谱认亲，他说的“本家陇西人”，自然也属假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王元明“李白生于洛阳说”的正确性。

显而易见，李白并不是不想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无法通过地方官“政审”这一关。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转而寻求达官贵人推荐。

连救命恩人陆调也不敢推荐李白入仕

即使想通过达官贵人推荐的办法进入仕途，李白不清不楚的身世，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为了寻求进入仕途的推荐人，李白曾经写了《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赠张相镐二首》等大量寻求帮助的信函、诗歌，但大都泥牛入海，没有下文。值得注意的是，张镐曾经“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於朝，当时士咸归重之”（《新唐书·张相镐传》），以识人、荐人著称，但对于“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他却不肯推荐，应该和李白身世不清有关。

最具代表性的是陆调。在“北门厄事件”中，陆调是李白的救命恩人。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７４２年），李白写作《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时，陆调官任江阳县令，就在张镐手下做官，但他既没有留李白在县衙做官，也没有向张镐或朝廷推荐李白。

原因很简单，陆调最了解李白的复杂身世，年轻时他可以凭义气救李白于危难，但随着年龄渐长和饱经世故，他对李白的态度可能会表面热情、内心冷淡了。后来，陆调官至袁州别驾，成为和张镐关系密切的“故吏”，肯定拥有推荐官员的权力，但他一直没有推荐李白。

王元明说，李白在诗中，曾多次写出人情世态：“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古风五十九首》），“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虽然这并不一定是针对陆调，但显然李白对陆调的态度也冷淡下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写作《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之后，李白再也没有和陆调有过交往，也没有再写一篇和陆调有关的诗文。

最初推荐李白的，居然是一位道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推荐李白的，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却是和官场有一定联系的道士吴筠。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在吴筠的极力推荐下，朝廷下诏把李白征到首都长安，此时李白已经４２岁。

王元明分析说：吴筠敢于第一个推荐李白，当然和李白才干超群有关。但更现实的因素，是因为吴筠作为出家人，即使推荐错了，他也不用担负什么责任，“无官一身轻”的他即使是李白家世不清的前提下，他敢推荐李白。

在长安期间，李白广泛奔走于社会名流、豪门贵族中间，或主动求见，或诗词唱和。李白的诗歌天才，不但得到了时任太子宾客、唐代著名文学家贺知章的赞扬和推荐，再加上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这才让李白供奉翰林，除了让他写一些宫廷诗歌，偶尔也让他起草一些诏告文件。

李白这种“剑走偏锋”的入仕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翰林学士这种闲职让李白感到苦闷彷徨，“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另一方面，李白“揄扬九重万乘主”的狂放性格，得罪了当朝权贵，在唐玄宗宠信太监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诬蔑下，李白被“赐金放还”，从此离开了官场。

王元明说，从《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可以看出，即使李白当了“翰林学士”这样的高官，他也没有洗刷“北门厄事件”之耻，可见其对手或其后台的职务，应该比翰林学士要高。

由此可见，“北门厄事件”让李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而且极大影响了他的仕途，成了他一生的“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