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谈谈姓。

有人根据《 春秋》，考得秦汉以前的二十二个姓（见顾炎武《 日知录》卷二三）。例如周 王室和鲁、晋、郑、卫、燕、虞、虢、吴、随、巴等封 国都是 姬姓，齐、申、吕、许等国是姜姓，秦、徐等国是赢姓， 楚国是芈姓， 殷人 后裔的 宋国是子姓，夏人后裔的 越国是姒姓， 传说中 虞舜后裔的 陈国是妫姓，等等。这大致可以反映 西周至 春秋时代姓的情况。这些姓究竟如何发生， 当时的人已不能详考，只有一些零碎的历史 传说。譬如《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载“我姬氏出自天鼋”。至于秦汉以后，对于姓的发生， 说法虽多，也更为精致详密，但往往出于 后人的自我作古，可信程度还赶不上 先秦的传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有关姓的记载、传说，从中窥得 上古和 远古 时期社会的某些重要侧面。许多 古姓都从女旁，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是我们 祖先曾经历过 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有的古老 姓氏与动物有关，则暗示了我们祖先曾有过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现象。

周代的 姓和氏，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它是当时盛行的封建 宗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每个人一生下来，姓是早就确定好了的。但氏只有 贵族才有，因为氏是辨别贵贱而为贵族独有的标志。在以 男子为中心的周代，男子作为氏族的主体和当然代表，只称氏而不称姓。至于 女子则称姓。贵族女子在婚前婚后、 生前死后，有种种不同称呼的方法，但无论怎么称呼，必须 带上姓。举例来说，一个出生于 齐国公族的女子，一般就叫做“齐姜”；若是嫁给 鲁国 国君，就可以叫做“鲁姜”；死后又可以用在姓上冠以 配偶或本人的 谥号来称呼， 鲁桓公的 妻子死后叫“文姜”，“文”是她本人的谥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 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古人很早就懂得 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 后代的道理。为了辨别男女姓的 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 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贵族甚至对买来的姬 妾侍女也要进行辨姓，如果无法知道，就用占卜来确定（参见《左传·昭公元年》）。周及鲁、晋等姬姓 封国同姜姓齐国有 世代通婚的 传统，无疑是维系周王朝与异姓封国之间政治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姓与贵族婚姻之间的种种规定，乃是周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

再来谈谈氏。

氏的情况比姓要复杂得多。前面已谈到，氏是标明 一个人 身分贵贱的，贵族男子通常称氏。关于氏的具体命名方法，开头所引《左传· 隐公八年》那段话可以说是一个纲。

诸侯以受封的 国名为氏，如：陈氏、宋氏。

诸侯的 子孙在称谓上有一套规定：诸侯之子称 公子，公子之子称 公孙，公孙之子以其 祖父的字为氏。

卿大夫有的以 职官为氏，如：师氏、史氏、卜氏、祝氏、巫氏、 士氏、 司马氏、 司空氏、 中行氏、陶氏、籍氏；有的以所受 封邑名为氏，如 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 范氏、知氏。这最常见。

另外，还有以 居处为氏的，如：东郭氏、 南宫氏、百里氏、柳下氏；还有以父亲的字为氏的，等等。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妇女的 称呼可于姓下加“氏”字，如：姜氏、姬氏、妫氏、 嬴氏。这种情况下，“氏”之前的称呼代表姓，应与一般“×氏”的“×”表示氏相区别。“氏”的这种用法，与先秦古书常见的“母氏”、“舅氏”、“伯氏”中“氏”的用法相当。二、通常情况下氏 和族有别，但有时又可相通。《 战国策·秦策》“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 曾子同名族者”，这里的“族”即指氏。

氏的情况较姓复杂，还表现在姓是稳定不变的，而氏却是可变的，有时还变化相当频繁。尤其是诸侯 公室和卿大夫，有的不仅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氏，而且一个人前后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氏的这种变化更替，往往反映了贵族内部各派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此起彼落。一个贵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几个氏，因而在称谓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形。春秋 中期，晋国有位 大夫仅见于《左传》的称谓就有九种之多。九种称谓分别是：会、季氏、 武子、士会、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 范武子。如果不明白这位大夫前后曾有过三个氏，便很不容易弄清这么多不同的称谓指的都是一个人。士、随、范是氏。士，出自其祖先曾担任过士的职务，是以 官名为氏。随、范分别是这位大夫先后受封的两个采邑，是以封邑为氏。其余，会为名，季为排行，武为谥号。懂得这些，就不难理解那九种称谓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不同叫法而已。又如 战国中期的著名 法家 商鞅，又叫做 卫鞅、 公孙鞅，那是由于商鞅原系 卫国公室的子孙。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作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发展乃至衰落的状况极大地左右着社会的政治、经济、 军事、 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氏族问题在 某种意义上乃是研究 先秦史的 一把钥匙。

谈到这里，姓和氏的区别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正如任何互相联系着的事物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具有相对的一面。《国语·晋语》上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个古老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时代的一些异姓往远古追溯的话，很可能出于同一个源。如此说来，这些异姓在形成 之初，完全相当于日后由一个姓派生出来的不同氏。所以，我们又说姓和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总是联系着一定历史条件而言的。

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氏族贵族日趋瓦解，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 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混乱。秦的统一，基本结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姓和氏开始合二为一。经过秦末大乱，社会进入 西汉，姓氏就完全融为一体。正因为这样，西汉中期的 司马迁写《 史记》时便已不那么注意 先秦时代姓和氏的区别了。他在《 孔子世家》里说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实孔子祖先是宋国人，姓子，孔只是氏。这是司马迁囿于当时习惯造成的一个疏忽。他在《 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就将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