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发生在元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成宗铁穆尔一心想像先祖一样开疆辟土，接受云南行省左丞刘深的建议，去讨伐一个光是名字就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小国--八百媳妇国，实际该国名为“兰那”，位置在今天的泰国清迈和缅甸东北部。
且不说刘深远行千里地跑到兰那见没见着那“八百位媳妇”，他的由湖广兵组成的远征大军经顺元路入云南时一路虐害居民，并强迫顺元路的各宣抚使派夫、纳粮、捐马，就激起了各宣抚使们的不满，该年五月水东宋氏的旁支雍真葛蛮安抚使(比宣抚使低一级)宋隆济首先起兵反抗。值得一提的是水东宋氏虽然是“蛮族”首领，但这个家族却是中原迁移过来的汉族。按《元史》记载:“大德五年六月壬辰，宋隆济、奢节(水西女首领)陷贵州，征行万户张宏纲、贵州知州张怀德皆战死”，这是国家正典中第一次明确提到顺元路里有“贵州”这一名称，也第一次明确顺元城既是贵州城。而且这个顺元城不在今天的贵阳市。
这场波及整个西南地区并且持续了两年之久的战争平息后，元朝统治者在旧 贵州城北八十里之处--水东宋氏辖地划出了一块地来重建了顺元城(贵州城)，即明朝从元朝手中接管过来的贵州城，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市，并且在正式公文里顺元与贵州并用。
看来贵州城是有一个迁移的过程的，但是问题接踵而至，既然元朝建立了顺元城，何以在官方正式称呼背后又称该城为“贵州”，称贵州的依据是什么?清代编纂的《贵阳府志》解说为当地(指贵阳和惠水)居民不喜“顺元”这个名称，依旧称自己的城市为“贵州”，致使元朝统治者自己都使用“贵州”来称谓顺元城。
这样的解说还是解答不了贵州这一名称的来历，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的零星记载中进行推测，宋代的矩州并不安静，水东、水西两大土司集团都曾使用过武力占有过矩州，最终水东宋氏占有此地，并在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获得南宋王朝的认可，首领宋永高受封为贵州经略安抚使一职。但是他这个贵州经略安抚使并未明确记录在宋史里，只在《职方典》里有记录，也就是说“贵州”作为矩州的新名，并未被正史所接受，不过这个时候可以看成是矩州改称为贵州的开端，而非在北宋初，也可以推测出矩州的辖地含有八番的上马桥(惠水县北部)，而且已具备基本的城市条件，不然元代不会把顺元城建在上马桥。
今天的贵阳市在当时可能是矩州辖内大一点的居住地，更有可能的是，由水西土司主持的“土宣慰司”衙门设在这里，(元朝在贵州城内设立得有一个流官制的宣慰司的，是各土司宣慰司的上级)。这样解释才能顺理成章地理出由矩州到贵州的迁演过程，也能解释为何贵州城被毁、知府被杀，而土宣慰司安然无恙。
看上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贵州城名何时出现的，地址经历了哪些变迁，一切都有了头绪，然而南宋的统治者却给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尴尬。南宋宁宗皇帝敕封水东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这表面上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贵州”这一名称别的城市早在576年前就已在使用了，这座先叫“贵州”的城市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郁林郡设贵州，之所以称为贵州，乃是其城北十里有“宜贵山”(今称平天山)。上述田佑恭出任“贵州防御使”这一职位，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指的是广西的贵州，而非贵阳。要不是宋永高有明确占据矩州的记载，否则也会让人产生他这个“经略安抚使”是不是任职于广西的错觉。
南宋朝将不同的南北两地称为一名，这还不是孤例，也在嘉定年间，宋王朝版图上一东一西同时有两个叫嘉定的城市，西嘉定指的是今天的四川乐山市，府一级;而东嘉定指的是今天上海嘉定区--也就是后来“嘉定三屠”的发生地，乃州一级。
南宋对版图内的城市这样欠缺考虑的定名，不仅让皇帝本人阅读奏章时头大，不看清所属那一路就不知道是哪一座城市;也让后人读史时易于混淆，比如五代时周世宗柴荣曾任天雄军牙内指挥使，虚领贵州刺史，让今天的贵州人以为和历史名人扯上了关系;更让编撰地方志的史官产生笔误，广西贵县的地方志里就把宋隆济的抗元经历，记载到了《贵县县志》里，害的两省打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好在明太祖朱元璋纠正了这个问题，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广西贵州为贵县，才将两“贵州”共处了158年的局面结束。
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皇帝朱棣正式在黔中建省，并且以省城贵州的名字命名帝国这个新生的省份，致使省名、城名相同，这也是贵州省的来历。后又过了156年，在隆庆三年，贵州城才更名为贵阳府，取“贵山之阳”之意，并且沿用至今。
贵阳城的城名、地址的变迁谜团，现如今只能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轶闻笑谈，过去毕竟是过去，今天才是重点，套用清末贵阳楹联大家刘韫良所写的甲秀楼百字长联中下半阙中的句子来说就是:“想秦通僰道，汉置牂牁，唐定矩州，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