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它是群体传播、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的 基础。从 系统论的 观点来看，全球传播是 当今 人类社会最大的传播系统，人际传播则是所有系统中最小的 子系统，可谓系统的细胞。有传播就存在传播 关系， 何为关系，东西方传播 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在 西方的 理论中，关系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 之间。而在 东方，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的 社会角色、 地位和 权力之间。但有一点无庸置疑：关系乃人际传播的 核心，离开关系，人际传播就无从谈起；关系的性质由成员之间的传播所限定。[2]而和谐是人际传播的一种关系状态，而且是 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在整个传播系统中，人际传播牵涉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事关家庭、群体、组织、国家的和谐甚至 国际关系的平衡。本文旨在从系统论出发，探讨 儒家思想控制下的 中国封建社会人际传播的 特点及其 哲学基础，从而表明：没有良好的子系统就难以存在稳定的超系统，儒家思想控制下的人际传播是良好的 人际关系的 前提与封建国家实现长久统治的 基石。

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 文明古国，自 春秋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控制 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 软力量，借以维护封建等级 秩序，协助封建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研究儒家思想在促进人际传播、发展人际关系和协调 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和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权力差距的人际关系：“三纲五常”的根源

在 封建社会中，国家是整个 社会最大的系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具有 等级制、整体性、相互依存性和平衡性等 特征，所谓等级制，，指的是一个系统是另一个高一级的系统的一部分。[3]系统要保持生存，就必须保持平衡。子系统与超系统之间存在互相依存性的特征，子系统的平衡稳定直接决定了超系统的安稳。在封建中国这个最大的系统中，子系统主要包括以 地缘为特征的家乡和以 宗族为 纽带的家族，最小的子系统便是封建家庭。协调好各子系统中不同 阶级、不同地位、不同权力的人的关系，超协调才能长久维持。孔子“三纲”就是协调封建社会 君臣、 父子和 夫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 道德关系。封建社会的阶级差别显著，孔子强调以等级 名份教化社会，名教 观念是儒家 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份，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 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 伦理 纲常、 等级制度。孔子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让人们公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从而协调不同阶级、不同地位和不同权力之间人与人的 不平等关系。

“三纲五常”，一方面起着社会 规范作用，协调了社会各系统中不同 阶层和同一 层次中的人的关系。另 一方面，它们也制约和影响了 封建时代的人际传播。三纲起着规范封建人际关系的作用，这种人际关系是悬殊的，分等级的， 主从的关系。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进而把不 平等主体的关系的协调延伸到平等主体 朋友之间。这五种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五伦”进一步明确了封建社会各 主体之间的规范关系。

“三纲五常”与封建传播秩序的建构

确立了社会子系统各主体关系之后，必须实施一套与之相应的行为准则，“五常”就是它的配套措施。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 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仁，即仁厚、仁爱。在人际传播中要有一颗 仁爱的心。仁字，从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别人之观念立，人之 人格显，方能雍容和谐，以立己立人。仁告诉我们：人不能独自生存，群居的人生活在群体和社会中，就要传播，要交际，而交际传播努力达到和谐状态必须胸怀仁爱之心。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人际传播中注重传播的时间、地点、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均要适宜。否则，传播的效果就大打折扣甚或适得其反。礼，体也，得其 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 之法也。 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 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 斋庄 中正之态，礼也。礼要求在人际传播中要有 礼节，注重 长幼尊卑和人伦，人与人的交往建立在礼的基础 之上。 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智要求传播者在人际传播中具有渊广的知识，丰富的知识有利于在人际传播中给受众带来有价值的新信息。而传播的结果也为接收者开智，增长其见识。信者，不疑也，不差爽也，诚实也。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信要求在人际传播中不得捏造事实，要遵循真实 客观性的 原则。

“三纲五常”，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 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 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 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 行为的作用，理所当然地反映在人际传播中。

封建社会是以严格的等级秩序为特征的 社会系统，无论是超系统国家还是子系统家庭都恪守“三纲五常”的戒律。打破“三纲五常”，就破坏了系统中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系统就难以维持和谐的状态，不平衡的系统就显得异常脆弱，易于走向系统崩溃。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 封建思想牢牢地控制了 意识形态领域，系统内各种不平等的关系的协调与平衡有利于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封建国际 政权得以获得长治久安。“三纲五常”的思想建构了封建社会权力差距下的人际传播的 传播理念。

系统论下的主要封建传播关系

封建系统中的人际传播强调三个传播关系：上下关系、内外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上下关系是系统内部存在权力差距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 夫妻、 兄弟关系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这种关系是尊卑长幼关系，他们构成封建不平等社会的基础。这种不平等主体之间是上下关系，以下犯上是忤逆大不道，就是破坏系统秩序，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所以，在人际传播中，上下传播对象之间必须严格遵守该传播秩序。在这种 语境下，个人的 社会地位成为 人际交往中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个人会依据自己与别人的地位对比或权力 关系来调整自己的 情感表达。[4]在权力差距悬殊的个人之间，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方式都不得违背严格的封建传播秩序。上下关系的传播秩序是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封建统治阶级树立权威的 根基，不容怀疑和挑衅。其次是内外关系（in-group and out-group），内外是传播系统内外成员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各级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的长久稳定，尤其注重系统内外之别。个人也会 依据系统内外 差异来调整他们的情感行为。在人际 传播过程中，传播的表现形式是依照传播者是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成员而有所不同，与群体内部成员交谈就会谈得更随便、更深入。[5]系统内外之别让系统外部的成员及其思想难以进入系统内部，系统不易遭受影响和破坏，从而确保系统的平衡和稳固。在封建中国，同仁、同窗和同乡是连接人与人情感的重要纽带。 陌生人之间一旦发现他们 存在系统的某一共同点，就可以迅速成为某一个系统成员，融入到某个系统内部。否则，就是系统外部人员。外族人、外乡人、 外国人就是对系统外部成员的 称谓。中国有句流传甚广的俗语叫“家丑不可外扬”，它生动地折射了封建秩序下人际传播过程中系统注重内外有别的 典型特征。在系统内部，各成员不但有共同的语言、 风俗习惯，而且常常有着接近一致的 人生观与 价值观。这种集体 文化中 存在的高度一致性容易引起集体共鸣，确保了人与人之间的高度相容，有利于系统内部的 和谐相处。再次是 个体与集体关系。封建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的稳定，要求系统内的个人服从集体，个人的 权利不如集体的目标和社会的和谐重要。 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的生存更依赖于团体的有效运行而非个人的能力。[6]在人际传播中，传播者烙上深深的集体主义印记，家族和家乡是人际传播的最常见集体。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常常要首先告知对方自己所属的家族和家乡。家族是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乡是以居住 地域来划分的；前者是内在的靠近，后者则是外在的接近。“大水冲破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乡遇故知”、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汉语俗语是系统内外成员有别的有力见证。家族和家乡不仅是个体归属的集体，也是一个稳定的传播系统。作为集体，家乡和家族以本集体的出人头地的头面人物而自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步于集体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之间的矛盾会演变为集体之间的 纷争和冲突。集体为了本集体内的某个个体 利益而出面干涉，这既是为了处于集体保护之下的个体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集体的荣誉和利益。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生动描绘了在封建系统中个体获取成功给集体其他成员带来 好处和利益的裙带关系。同样，当个体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时，贬损了集体的形象，会遭到集体其他成员的唾弃和谴责，家族和家乡会出面对之进行严厉惩罚，甚至会把某个个体开除出该集体，拒绝承认与该个体的所属关系。因此，封建家族均在族谱上对那些本族的 名人不惜 笔墨大书特书，而那些有损家族声誉的人在族谱中只是一笔带过或干脆省略之。个体与集体的这种 亲密关系，既有利于在封建中国维护弱势的个体利益和保障个体的生存，也有利于集体的稳固，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结 语

在封建社会，上下关系、内外关系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构成人际传播的主要关系，这三种传播关系是以儒家“三纲五常”为规范的。根据儒家思想协调这三个传播关系，实现人际传播关系的和谐，集体趋向稳定，作为传播子系统的家庭、家族、家乡的安稳保证了超系统国家的稳固。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通过协调封建社会权力差距的人际关系、规范人际传播理念，建构并维护封建传播秩序，为统治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领域，最终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无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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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蒂文. 小约翰(美)：《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51页。

[3]转引自斯蒂文. 小约翰(美)：《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77页。

[4]史蒂夫.莫滕森（美）：《跨文化传播：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8页。

[5]史蒂夫.莫滕森（美）：《跨文化传播：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1页。

[6] [6]史蒂夫.莫滕森（美）：《跨文化传播：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