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错了，是陈寅恪（却）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 陈三立的第三个 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 巡抚 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 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1928年 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 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 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 哲学 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 巢鸭弘 文学院。 1905年因 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 复旦 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 德国柏林大学， 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 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 教授学 梵文和 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 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 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 波斯、 突厥、 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 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 国学基础深厚， 国史 精熟，又大量吸取 西方文化，故其 见解，多为国内外 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 名望的 学者 王国维、 梁启超、 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 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 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 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 著述。在 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 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 连宫洞》到《 琵琶行》、《 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 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 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 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 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 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 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 文学，为他从 汉文以外搜罗 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 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 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 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 成就超过乾隆 嘉庆 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 考据学。
陈寅恪对 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 音韵学、 蒙古源流、 李唐 氏族 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 集刊》、《清华 学报》等 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 论文，是国内外 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 见识的史学家。 1938年 日本史学权威 白鸟库吉研究 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 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苏联 考古学家发掘一 突厥文 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爆发， 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 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 汉学教授，并授予 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 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 中文系主任。 1941年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 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 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 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 民族 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 御用文人，竟发起向 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 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唐代政治 史论稿》两部 著作，对 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 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 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 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 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 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 文史馆副 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 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 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 1956年， 陈毅、 陶铸、周扬、 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 学识和 人品， 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 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 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 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 专著《 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 记梦》。他的助手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 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 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 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 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 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 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 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 白居易，在他论 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 平生著作，经过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 1979年编纂成册，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