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以仕,可以不仕

应该是钱穆说的吧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钱穆《国史新论》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
其他社会无之。夏、商、周三代，中国乃一贵族封建社会，然其时已有士。如夏代之传
说，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筑畎亩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详已不可考。其为后世
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则事无可疑。下及周室东迁，春秋时代，为士者益得势。其事散见
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所记载，典籍具在，可资详述。然中国社会之
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
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则修于身，继
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
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
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惟当时建有修、齐、治、
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
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用者，用其道，非指用
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
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
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孔门有四科，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言语、政事，即仕进后所有事。而言语尤先于
政事。因政事仅行于国内，言语则用之国际外交，其事已超乎国而达于天下。故言语之
为用，则犹在政事之上。文学则未及见用，而致力于典籍文章，上述古代，下传后世。
文章之所在，亦即道。而三者之上，又以德行为之首。苟非有此德行，将不得谓之人，
而又何三者之足云。孔门又有先进后进之别。孔子早期传道，登其门者为先进，其时则
皆有志用世，而于文学则有所不遑详究者。孔子晚年传道，登其门者为后进，时孔子已
衰老，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之叹。故来学者，多致力于文章典籍，求道、讲道、
明道、传道之心为切，而用道、行道之志则较缓。孔子则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行道用世之心，固虽老而犹存。

四科中最先一科为德行。德行中最先一人为颜渊。颜渊之自述曰：“夫子博我以文，约
我以礼。”博我之文，即四科中文学之文，为求道、讲道、明道所资。约我以礼之礼，
则以用世行道者。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
“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
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
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

在德行一科中，尚有闵子赛、冉伯牛、仲弓。孔子何以独称颜渊？或此三人，舍之则藏
有其德，而用之则行则不能有如颜渊之才。或以此三人皆早死，故孔子独称颜渊。要之
，藏则较易，行则更难。君子不器，而仍贵其能为一大器，其义在此。则不当不辨。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