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传统家谱一般范例以记录男性为主，然家谱诸多信息之中，仍有不少有关女性的种种记载，为后人展现了传统女性的诸多形象。在定海传统民间家谱中，不仅有传统的令人感慨的贞节烈妇形象，有知书达礼的贤淑女性形象，有通过婚姻承担文化交流使者的科举家族女性，还有主动参与社会公益的新女性形象。
【贞节烈妇】
历史上，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规定与限制超大于男性，其中贞孝节烈是社会最为推崇和倡导的女性形象。贞节牌坊矗立通衢以示观瞻，贞孝节烈女性也得以在家谱中占有一席，以推崇和彰显，教化人心。定海各氏族家谱中对于家族中贞孝节烈女性的事迹也是不惜笔墨，大肆宣扬。如获得朝廷褒奖，族人更是将此视为家族的一种荣耀，而作为当事人也由此受到乡人的敬重。
翻开定海民间家谱，人物传记中对贞孝节烈女性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世家望族。定海皋泄潮面村张氏，现还保存着约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的西四房小祖堂，祖堂由朝廷赐帑所建，后金檩下悬挂着书有“洁媲冰霜”4字的匾额，匾左边上书：钦旌节孝奉旨赐帑建坊载志表扬以光大典。据《张氏宗谱》所载，此匾是朝廷赞誉张大巽妻朱氏年轻守寡数十年，孝顺公婆、克全妇道之行为。皋洩和平村舒氏宗祠，也有一块清乾隆期间钦赐匾额，上书“节孝”，中间有“圣旨”金印。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钞本《舒氏宗谱》记载，贡生舒象昊妻刘氏守节四十几年，奉养公婆，其节孝品行深得人心，原还有刘孺人旌节坊，坊前两边柱子上刻有一副对联：“寸心金石摩苍汉，闺阁留乾坤正气”；“一节冰霜向碧天，乡邻钦钟郝高风”。
在清代，妇女贞节观念是社会衡量女性人生价值的一个最重要标准。在这种世俗观念之下，许多女性对贞节观念有着一种崇拜心理，自觉不自觉地“恪守贞节”。其中也有的是隐忍而生，甚至被迫牺牲自我。当然在这其中，有的女性完全是为了一种家庭担当，有“女中丈夫”之气概。如白泉繁强村《王氏宗谱》中有王氏第八代王昌科撰写的《孙孺人七十寿序》，其中讲到，清咸丰四年(1854)，“孙孺人”自嫁到王氏3年间，夫妻恩爱，全力支持丈夫攻读儒学科举，“颇有鸡鸣昧旦之风”。然丈夫“旋遭嬴弱之症”而去世，29岁的“孙孺人”一手撑拄门户，事事躬亲，迎妇送女，“和洽以联姻党，真厚以待族人。”当年王昌科“欲以叔母之清操闻於大吏”，“请旌门建坊载志”。“孙孺人”对此“毅然辞之”，说“妇人不幸而寡居，矢志柏舟，乃分内事，吾之苦辛若是，夫岂为邀誉名博恩荣而然哉？”
【贤淑女性】
如果说贞节是女性能够载入家谱之门的一把“钥匙”，那么，事关贤淑，德馨乡里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定海民间家谱中也会加以书之，予以彰著，并在有关族规家训中把贤淑姆训列入其中。撰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大丰《倪氏宗谱》，就有针对娶妇嫁女的“遗训”：“子孙婚配须择良家素娴姆训者，方可聘娶，勿图小利有妨大义；凡养女字人者，亦须以择妇之心择婿。”恪遵姆训，谨守兰闺，相夫教子，成为贤妻良母的理想为众多女性所孜孜追求。
皋泄和平村《舒氏宗谱》“刘孺人记传”，篇中说此女“凤承义方”，8岁时，父病，祈天愿代。后嫁到舒门，“事翁姑，得其欢心，相夫以义”。白泉繁强村《王氏宗谱》“颜孺人八十寿序”中的“颜孺人”堪称贤淑女性楷模。“颜孺人”出自名门世家，“其先世皆有名德”，从小受过良好家教，及笲即嫁到王氏。《王氏宗谱》称其“性柔顺婉娩，娴姆训，内外称贤妇”。在丈夫过世后，“上事衰姑下抚幼孤，延师督学，辛勤者近三十年。”在其80寿诞之时，慨然自叹：“吾一身为王氏母，为王氏父，为王氏师，为王氏再造之主，为王氏稽御之督，为王氏御悔之臣，为王氏奔走之仆，不独为王氏妇也。”定海紫微庄墩头清代经学大师黄式三之母裘氏，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性，“持身之懿柔，教子之谨慎”。对于子女业儒，裘氏自有独特见识，“读书论古，及处事待交游，毋矜才，毋使气，毋溢怒，毋业怨，毋揭人之非，毋显人之短，谦而让，乃克有成。不然，学儒而贾祸，不如不学儒之免祸也。”裘氏这番为人处事之言，深得儒家文化之要义，体现了一位普通女性的宽阔胸襟，也正是这种言传身教的行为方式，黄氏家族良好家风得以时代延续。
【文化使者】
清代，定海世家望族，尤其是科举家族，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望族间的联姻。科举家族的女性因为婚姻的关系，直接或间接扮演了社会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如白泉繁强村王氏第五代国学生王显飘，其4个女儿所嫁的夫婿都是有科举功名的，长适芦花庄武生张志，次适吴榭庄贡生郭延龄，三适秀山廪生厉得鹏，四适大展庄邑庠生柴馨山。第五代廪膳生王显英，7个女儿中所嫁的夫婿3个是已有科举功名，一个是有官府之职，还有3个所嫁家庭也是当地世家。长适紫微庄夏德辉，次适北蝉庄定中营把总姚邦昌，三适本城南门外邑庠生胡炳琏，四适在城庄庚戌进士内阁典籍陈庆槐，五适紫微庄夏德悌，六适在城庄举人杨际和，七适干览庄颜文鹏。当然，王氏在娶媳妇上自然也是看重有科举门第的。如第七代道光乙酉科顺天举人王修允，原配钱氏，为在城庄岁贡生钱启籲长女；王修允三子，所配钱氏为在城庄庠生钱运艺之女。
这种通过婚姻进出科举家族的女性，不仅能够承担起子女的教育，同时对科举家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如白泉举人王修允与紫微墩头经学大师黄式三两个家庭之间的文化交流，婚姻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王修允与黄式三在科举之途中成为好友，后王修允长子王慈德娶黄式三长女为妻，家族关系更为紧密。王慈德随其父进京候铨，曾寄《孔子编年》等书与岳父黄式三；黄式三通过女婿王慈德与安徽学者夏炘书信往来交流。王修允过世后，黄式三之子黄以周撰《沈丘知县王君石农志传》以纪之。这种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文化交流的角色，也是科举家庭女性与普通家庭女性的一个明显区别。
【新女性形象】
清晚期以来，一些科举家族的女性，由于其自身素质较好，她们在相夫教子过程中，不仅对家庭作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她们的生活视线已不仅仅囿于高墙深院之内，她们也会尽己所能，在建设家族事业、促进族党和睦、以及维护社会公益事项上尽力而为，表现出了女性在家族各类活动中的能动性以及参与社会公益的自主性。而家谱中对这些的记述，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参与社会的一种认可。
白泉繁强村《王氏宗谱》中有专为女性撰写的“孺人传”、“寿序”，数量有7篇之多，足见女性在王氏家族中的地位与作用。王氏第八代王昌科，光绪庚辰恩贡例选直隶州州判，后改就教谕。其专心向学与母亲周氏有极大关系。贡生王亨彦在《五庄公像赞序》中写道：王荣淦中年得子，即王昌科。家里对其寄予厚望，敦促其课读。其父过世以后，母亲周氏主持内政，丰啬有节，使王昌科无米盐琐屑之忧，专心向学。王亨彦认为王昌科“迄今文章学术为当世重，公之教，亦孺人之泽也”。
不仅如此，清代时定海女性在家庭经济产业发展上也有一定远见。白泉繁强村王氏第九代王行宰(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字寅斋，国学生。从小失去父亲，“虽门衰祚薄，失怙无依，而克勤克俭，能自树立。”后准备在白泉十字路开店经商，征求祖母意见。祖母十分赞同他的创造之志，鼓励并予以谆谆告诫。在定海民间家谱中，还有对女性赈灾、建学等义举的记载。《定海紫微庄墩头黄氏宗谱》有一篇对于黄氏第八代黄式三曾祖学礼公之妻袁氏的记载，袁氏31岁时就守寡，慈仁宽厚。乾隆十三年，“岁大歉，家中食仅足”，为能尽力助赈贫苦之民，袁氏把堆积在庭院的干枯稻杆，用鼓槌再次击之，得谷数石，赈济百姓，以尽微薄之力。在其90岁时，姻族设宴祝寿，袁氏要求“减省其无益之费以济贫”。像袁氏及其他女性所作的善举，不仅对其家庭、族党有影响，同时也有益于社会对女性地位逐渐改变。
家谱是地方志的重要补充，有关海岛女性形象的研究，家谱中的记述相对未见受到关注。以上这些文字也许能在一定视角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上的定海女性形象。
来源： 定海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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