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稽谱——上海图书馆藏家谱展”，将“家谱”——这一渐渐淡出历史的民间文献，重新带入现代人的视野和记忆。从赵宽碑文、儿氏家谱、苏氏谱、欧阳氏谱等历史文献，到孔子、李鸿章、翁同龢、董其昌、鲁迅、盛宣怀、包玉刚、徐寿、贝聿铭等22种名人家谱，从历史沿革的宏观角度，以及个体历史叙述的微观角度，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家谱沿革的几个节点
　　赵宽碑文深深浅浅的墨迹、儿氏家谱不规则的边缘，都是早期家谱稚嫩但沧桑的痕迹。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亦看来，有张澍的《风俗通·姓氏篇序》、左丘明《世本》中的《氏姓篇》、荀子《血脉谱》为证，“谱牒之学大致可追溯至战国之时，与封建宗法之制的破坏有密切关系”。
　　而在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顾燕看来，这些早期的“家谱”，不能看做严格意义上的家谱，这些所谓家谱是官修之谱，是几个大贵族或者皇帝的“家谱”。“一般来说，家谱是一家一族，百姓的家谱。宋以后才有私修家谱之风。”
　　如果视私修家谱为真正的家谱，将之与官修家谱严格区分，便可以得到这样一幅更为精准的家谱沿革路线图：官修家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与此同时，私修家谱开始出现。隋唐两代，家谱以官修为主，宋代开始至今，私修家谱占据主流，官修家谱则迅速隐退。清初，私修家谱达到极盛。
　　而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家谱，指的就是于宋代成熟的私修家谱。在此之前，根据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选官、婚姻要根据谱牒，谱牒便由官方出面修撰。“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制度，门阀制度基础已经瓦解，所以，官修家谱演变为私修。”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建华介绍道。由官方修谱到私修家谱，演变的背后是古代官职制度的沿革。
　　宋代以前的家谱，如今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研究者只能从史书记载中间接窥得其大致形态。“宋以前家谱的样态，从史书的引用可以看出，比较简单，主要谈姓氏或者某个人做过什么事情，这和后来家谱‘宗族的百科全书’的概念完全不一样。”陈建华说。至宋代，欧阳修修撰的《欧阳氏谱》，和苏洵修撰的《苏氏谱》，为后代编修家谱定了基本规范。
　　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中，最早的私修家谱为明成化四年(1468年)安徽休宁的孙氏宗谱。这部宗谱包括序、源流考、名宦记等等，也讲述了定居此处的缘由：原居山东青州的祖宗，在交趾作战路过新安，因喜欢此处风土，就隐居了下来。
　　明嘉靖年间，有礼部尚书夏言上奏皇帝，要允许民间追认始祖，修建祠堂，从而间接促进了家谱修撰之风。明清两朝，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区，几乎姓姓修谱、 族族有谱，而且频繁续修。与此同时，家谱的形式和内容也日趋完善。据陈建华介绍，到了明清两代，一般家谱不仅包括谱序、目录、世系图表等家谱的核心要件，还逐渐囊括了家法族规、契约义田、经济制度、族产的内容。谱序的内容也相对丰富，会涉及宗族的源流、姓氏起源、如何迁徙、家谱缘起等等。
　　而时代变迁，也在家谱修撰中留下了痕迹。譬如说，男女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于是，在民国，家谱的修撰方式出现令人瞩目的变化：女性进入世系。这一时期，一部分家族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认为女性同样可以作为继承人，被载入家谱。在丁砚庚等修撰的《[湖南益阳]益阳丁氏宗谱》中有着这样的记载：“近世尊重民权，凡所生之女子，皆得受同等之教育，享同等之权利，参知政事，编入军籍，且能承继财产。此次八修，拟将女子增列世系……”
　　“时代的先进理念在家谱中展露无遗。”陈建华说，不仅如此，家谱的编纂者还开始注意家谱“书法”，譬如，对女子修饰的语言，“有人认为‘妾’这个称谓对女子不很尊重，于是便采用其他较为委婉的字眼。”
　　而清末状元张骞，在修谱时，将宗族兴亡和国家兴亡连在一起，这也是“谱学思想一个很大的变化”。
　　家谱是第一手资料
　　夏言提出让民间修建祠堂，其目的是让民众追宗认祖。陈建华介绍说，祠堂，家谱，在古代都有“敬宗收族”的作用。“宋明清尤其康乾以后，修谱完全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提倡孝道，非常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家谱，也传到了日、韩等受汉文化影响的地区。“寻根稽谱”也展出了来自日本和朝鲜的家谱，编撰格式与中国的十分相似，但亦有其民族特色，如，“和”风味十足的插画。
　　顾燕一直有兴趣研究家谱中的名人故事。对她而言，研究者从家族中可以找到一些原始的资料，“比如李鸿章的祖宗是姓徐的，后来过继给一个姓李的后人，才改姓李。如他原名李章铜，婚配是谁，什么地方生，家谱都是第一手资料。”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道:“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的确，家谱中所保存的大量的人物、经济、移民、文化、民俗、教育、人口等资料对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的经济情况也在家谱中有充分反映。据陈建华介绍，上海图书馆馆藏清代以前的家谱，竟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属于徽州地区。而且，不仅上海图书馆，全国的家谱流传也呈这样一个分布。“经济决定了修谱活动。”陈建华认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无法修谱。徽州地区这一时期族谱的频繁出现，无疑是当时徽商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独特文化氛围的佐证。
　　陈建华还提到另一现象：明清时期，南方修谱盛于北方也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不仅如此，南方印刷业发达这一事实又使得“北方抄本多，而木刻本少，但江南一带几乎均为印刷本”。
　　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一部分家谱的编纂目的及机制的局限。这使得家谱这一史料也会带来误导。比如，中国的族谱有时会伴有一种“源远流长”和“名人之后”的迷信。这种现象被胡适抨击为“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都去认黄帝、尧、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历史学家葛剑雄在其文《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一文中也指出：“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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