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连绵不断的家族史
时代更迭,社会巨变,这些都未曾阻止人们寻找家族源头的努力,血缘、地域总能拉近你我的关系。在被人口迁徙席卷的今天,每个人都有成为游子的可能。年关临近,在外的游子又在计划着回归故地,祭拜祖上,体味家庭温情。在外闯荡的辛酸和疲惫,在那一刻得到消解。家,是归宿。每一部家谱,都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重修家谱,成为人们寻找精神归宿的一种方式。
高秉文用3年时间编写了一本关于章丘西关高姓的家谱
西关高家是曾与旧军孟家齐名的章丘大家族,今天的泉城路上依然留存着昔日高家当铺的遗迹。这些年来,不断地有居于全国各地的高家人回到章丘市绣惠镇西关村,打听祖辈的故事。于是,大半辈子留在老家的高秉文决定续上断掉的高家家谱。
坎坷历史
66岁的高秉文听过无数关于西关高家的传说,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它的荣华,也没有经历过它的变故。只在老辈人的故事和留存的古迹中,拼凑这个曾经与旧军孟家齐名的章丘大家族。
在幼时高秉文的印象中,西关村里的人家几乎都姓高,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房屋为古建筑样貌。对一个在温饱中挣扎的孩子来说,这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有“地主”的帽子被扣在头上时,才知道家族的历史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姓高,挺穷。”这是高秉文的幼时家庭记忆。父亲出去打工挣饭吃,人家一听是西关姓高的,立刻拒用,“是地主啊,不能用”。”
1966年,17岁的高秉文在章丘一中读书。他的老师去宁埠办事,经过绣惠镇西关村,看到村前大街上写着大字,“打倒地主分子高秉文”。在那个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的年代,老师回到学校问高秉文到底是怎么回事,高秉文急了,“老师,我才这么小,能是地主么?”回头高秉文立刻书写一份“郑重声明”:即日起,高秉文更名为高前锋。直到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去做民办老师,建档案必须使用原名,才又改了回来。
高秉文介绍,西关高家确实盛极一时。历史上的西关村东面是护城河,北面、南面、西面各有一段规格仅次于章丘城的圩子墙,相比较于同时期其他颇具规模村庄的圩子墙是填土而建,西关村的却是石砌而成。“这在山东少有,说明西关高家的实力。”高秉文说。据其介绍,当时章丘每一新任县长,都要去高家拜访。
高秉文说,西关高家发家伊始,主要靠纺线、织布、染布、卖布。后来,高家的姑娘高继蕙嫁到了孟家,并带去了纺织染色的技术,孟家瑞蚨祥的生意发展至各地,为避嫌,高家转行经营钱庄、当铺,遍及四面八方,如今泉城路上依然留有高家当铺的遗迹。
历史上的高家曾有五大堂号:怀古堂、承继堂、述业堂、自修堂、宝禄堂。每个堂号代表着高姓家族之下的各个支脉,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各谋营生,譬如怀古堂便是以耕种为重,高秉文便属于这一堂号。
据高秉文的了解,大家族的鼎盛是在清末,没落则始于民国。西关村里渐渐迁入了外姓,村外的圩子墙在风吹雨打中成了断壁残垣,高家的一些后人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搬出村子,散落各地。高秉文说,那些空出来的高家老宅子,一度成为刚刚进驻于此的机关单位临时办公地。其中一家单位在打扫卫生时,还清理出金子。这无疑为高家曾经的财富传说又添神秘。直到有一天,承载着家族历史的家谱,被当作“封建四旧”付之一炬。高家人意识到,曾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历史,成为一顶“地主”的帽子,为个人的生存带来波折甚至灾难。
挖掘家族故事
高秉文家门前就是西关大街,一直是村里的热闹所在。在高秉文的印象中,这条街宽不过3米,每天都有早市,卖东西的摊位从东头摆到西头。如今,西关大街已经拓宽,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车来车往。
时代变了。
大概是2008年,西关村里来了位寻根的老人,他要找找“爷爷的足迹”。之前,也有来打听祖辈的人,高秉文经常在其中牵线搭桥,权当做善事。高秉文在村委会工作的弟弟高秉华,便领他找到了高秉文,希望能帮忙打听。高秉文一问,得知对方跟自己都是高家第23世,一对各自父亲的名字,还都属于同一个堂号。高秉文又问,你小名是什么?老人答:福弟。“我是小弟。”高秉文激动起来。
高秉文说,对上小名的那一刻,他感觉“特别亲,特别亲”。从那开始,他决定续修家谱,而不仅仅是做善事。
高秉文知道,高家尚存一部原始的老家谱,由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事处一位高姓老人保存。高秉文拜托他的一位本家学生找到老人,结果那位高老先生却否认有老家谱。高秉文想,老人是不是想要钱。
“后来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这句话,高秉文说了两遍,他误会了老人。老人并不图钱,而是怕再来一场运动,让这仅存的祖宗历史也荡然无存。后来,老人用毛笔誊抄了一份送给高秉文。
这份得之不易的家谱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起始,记录了高家第一世至第十世的脉络发展,以“自十一世各支自续去”结束。后来,在村里留存的高家祠堂的石碑上,高秉文又发现了其他世代的记录。
更多的时候,高秉文千方百计地搜寻那些高家后人的联系方式,然后在电话机上摁下一串又一串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他先问对方的名字,再问是高家多少世,再问其父亲、祖父甚至更高处的名字。大部分人配合高秉文的续家谱的工作,也有人说他是“吃饱了撑的”,净做些“没啥意思”的事。
高秉文曾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寄信人说,他的母亲是高家后人,他小时候还曾到过西关村,希望能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的家族承传,他还从一本影集里发现一张母亲幼年的合影照片,希望能找到母亲旁边的那位陌生男子。
高秉文打听了十几家,得知来信人的母亲就是家族里那位“风风火火五姑娘”,济南解放初期,她只身外出读书,是学生里的积极分子,后改名董洁,远嫁他乡。那位陌生男子则是家族人口里的“小十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当烈士证送到家里的时候,他的母亲坚决不收,“俺儿没死”。
每个写在家谱上的名字,都有一段埋藏在历史里的故事,牵连着时代的细节。高秉文在续修家谱的过程中,也知晓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族故事。
2014年10月,高秉文整理的家谱定稿。
杨宗佑退休后,将关注点放在了家谱和家谱文化的研究上。这些年来,他整理了部分本家的《中华杨姓谱乘探源》,编纂了工具书 《中 华 家 谱学》。目前,这位70岁的老人正在编写《中华民族历史大系表》,不仅仅是整理一家一 姓 的 家 族 脉络,而是试图追溯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源头。
2000年前后,杨宗佑到位于黄河北的老家祭拜父母。他从老家人那里接过一份家谱,发现不少错误,而且记录其中的多是近现代的一些家族人名。杨宗佑决定重修家谱,即后来的《中华杨姓谱乘探源》。
在编写《中华杨姓谱乘探源》时,杨宗佑还不是很懂跟家谱有关的理论,他想找一本相关的工具书,去图书馆和书店打听,寻而不得。2006年,《中华杨姓谱乘探源》费尽周折编写而成,杨宗佑也“萌生了编辑一本家谱理论及应用方面书籍的念头”,希望能为当代或者后代的修谱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通过搜集积累的家谱资料,在谱牒学、历史学专家以及在家谱研究已经小有成绩的族人的帮助下,杨宗佑主编的《中华家谱学》2009年7月出版。在这本书中,杨宗佑从家谱的涵义谈起,以与家谱有关的历史知识如祭祀、葬仪、天赋等知识收尾。族规、家训、堂号、字辈……这些在家谱中常见的名词,都能从其中找到相关的讲解。
这本家谱工具书的出版,是杨宗佑家谱事业的又一个逗号,他还在做其他与之有关的事情,譬如成立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杨宗佑说,据其所知,现在收藏中国家谱数量最多的是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杨宗佑觉得,身为中国人应该觉得惭愧,应该建立自己的家谱收藏组织。
成立不过几年,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已获捐家谱上千册,200多种。学会为那些捐赠者颁发证书,希望500年后他们的后人拿着证书还可以来查到祖辈的信息。学会计划着,等到他们的谱藏上了规模,就搞数字化、微缩胶卷化,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保存那些珍贵的家族信息。
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首届会员大会于2011年4月举行,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标志着我省家谱研究交流有了一个新平台”。杨宗佑他们自发捐款,用来出版《中华家谱学学刊》,但是因为经费实在有限,这本学刊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刷百八十本,成员们有人要就送给他们。
翻阅仅有的3期学刊,其中,第一期学刊梳理了数位重要人物关于家谱的言语,从孙中山至胡锦涛皆有。在杨宗佑看来,研究家谱背后的民族文化,是一项大事业,要多大有多大。
从一家一姓到千家万姓
杨宗佑是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他看来,家谱的背后是家文化。有一次,他到所在的居委会里做演讲,主题是关于爱国和圆梦。他说,回答爱国的问题,首先要从人生和爱家讲起。杨宗佑介绍,人生有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答案各尽不同。“但若给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统一的标准答案,则非家和家谱莫属。”杨宗佑说。
依照杨宗佑的理解,人人可在血缘牵连的伦理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家谱中发现自己在家族的位置,“我是父之子、子之父、祖之孙、孙之祖、兄之弟、弟之兄、妻之夫、夫之妻……”在杨宗佑看来,人生的源头是从父母所组成的家中来,人生的归宿也并非到墓地中去,而是将生命史终结于家谱,刻印上姓名、生卒之外,还有一生的事迹和承传。
杨宗佑在解释家是什么的问题时,则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2010年秋天,杨宗佑把三岁半的孙女从幼儿园中接回来,让她在院里的小花园玩,结果小孙女哭闹着要回家。杨宗佑不理解:“这不是回家了吗?”小孙女大声说:“不,妈妈才是家!”
杨宗佑说,在编写《中华家谱学》这本书时,虽然整理了家谱、家谱学的概念定义,但并没有真正解释家的内涵。小孙女对家的质朴理解,让杨宗佑茅塞顿开,“家是由配偶及直系血亲所构成,具有抚养和赡养义务的人的群体。”
每个家族最初都是由这样的小家四散开来,延续下去,国家同样如此。在那次演讲中,杨宗佑在提到家与国的关系时,引用了孙中山和孟子的两段话。前者说:“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氏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重见,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合无数支架,而即成为国家。”后者则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随着后来历史学科的发展,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国家体系的研究都有了更深远的成果,这两句话的一些细节或许已不经推敲,但逻辑大致如此,中国人传统的家国观念无外乎小家和大国的依存共生。国史有系统的编纂体系,家史却写在每个家族的家谱、族谱上。
杨宗佑在《中华家谱学》中提到,“家谱、族谱,是一个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和迁徙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内容。”依照他的理解,千家万姓横向关联便是社会,纵向相接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史。
经历了“”时期的断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继续承载着家族历史的家谱,尤其是一些老人,寻根的愿望尤其强烈。在当下家庭单位小型化、人口迁徙喷涌不绝等社会背景下,重新整理家谱并非易事。
杨宗佑说,他小时候见过自己的家谱,因为识字,当时他还被派去统计谁家生了孩子,然后记上他们的名字。五六十年后,他重新整理了家谱,并跳出本家的范围,编写《中华民族历史大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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