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江西籍官员、刑部侍郎胡家玉发现：江西地丁银在朝廷定例之外，需额外征银四钱，每年需多征收70余万两。为“苏江西父老之民困”，胡家玉上疏弹劾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巧立名目征税。

胡家玉的上奏，无疑捅了马蜂窝，让同治帝很为难。晚清的天下，是湖南人天下。刘坤一是湖南籍官员，曾是湘军的宿将。不出意外，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同治十二年（1873年），胡家玉已升任左都御史，再次上疏提及“江西地丁银案”。刘坤一也上疏“攻讦”胡家玉。同治帝不胜其扰，胡家玉被降五级调用，刘坤一革职留任，但不久后升任两江总督。最终这起官司以胡家玉的失败而告终。

在名臣辈出的晚清，胡家玉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人物。之所以提这个人，是因为此后三十几年至清亡，江西再也没有出过一位三品以上的京官。

胡家玉的去朝，代表江西时代的彻底落幕。

追忆往昔千年，曾经“富甲两宋”、“朝士半江西”；陶渊明、王安石、陆九渊、解缙、宋应星等江西籍泰斗。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黄金时代。

01、

在先秦时期，历史的主角历来属于河、洛地区，无数赫赫有名的明君、贤臣、名将、大儒粉墨登场。而江西等大片南方地区是中原政权不愿统治的“弃地”罢了。这种论调持续很久，但据考古学家李学勤教授考证，江西其实至迟在西周初期就已被中原政权羁縻统治。

1955年，从江西余干地区曾出土一批西周文物，其中一件铜瓯铭有“䧹监作宝尊彝”字样。“䧹地”在今江西余干县内，“监”则是地方官意思。新干县位于鄱阳湖区域，是江西最早开发的地区，同时是当时通往瓯越、闽越的要冲之地。据李学勤考证，这应是“周公东征”时在此设立的行政机构。

1981年，又从陕西扶风县出土一件铭有“艾监”的青铜饰品。“艾地”在今江西修水县内。可以证明，在西周时江西至少拥有两个地方行政机构。考虑到未发掘的文物，西周在江西行政机构理应不止于此。

周室衰弱后，群雄逐鹿，江西先后被南方的吴、越、楚三雄分裂统治。始为吴头楚尾，继为楚头吴尾。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图，图侵删

不可否认，无论是先秦还是春秋时期，江西之于周、吴、楚、越都是相当、相当边缘化的地带。以“夷夏之辩”来说，在正统王道影响下的统治者眼中，江西称之为“荒服之地”并不过分。

至秦汉时，天下一统，置郡县，江西正式纳入中原统治者的版图，但是“南蛮”的帽子并未摘除。司马迁《史记》记载：“楚越之地（泛指南方地区），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贾而足，无积聚而多贫。”

限制于缺乏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铁制农具，江西地区农业发展缓慢，“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当时江西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

据《汉书》元始二年人口数据估算。当时江西人口仅为351965口，与同时期的中原第一强省陕西3597179口相比，连零头都比不上。以现在行省比较，与今天南方地区的浙江、江苏、安徽相比亦是相差不少，就连难兄难弟湖南也以501800余口，遥遥领先江西。

江西发展缓慢而又低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两汉、魏晋时期。为啥江西在这么长一段时期内如此拉胯？这就得从江西的地缘位置说起了。

江西地形兼有山地、丘陵、平原。境内三山一水，中部丘陵。北部大门为长江，东部怀玉山、武夷山与闽浙接壤，南部大庾岭、九连山与广东毗邻，西部罗霄山脉、九岭山与湖南隔绝。形成一个东、南、西三面环山，丘陵围绕，向北开口的盆地。

江西地形图，图侵删

在交通落后的先秦、两汉之际，一道道犬牙交错的险峻山脉，阻击了入侵的外敌，也阻塞了中原文明进入的通道。湖南尚有“湘桂走廊”可通岭南、中原，江西想要深度沟通中原则较为困难。

但是，江西内部河谷纵横，有宽阔的鄱阳湖平原，水利资源丰富，这里气候湿润，四季分明，阳光充足，具备优越的农耕条件。也得益于此，北方中原政权频频更迭之际，山水隔绝的江西始终过着自足的日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股移民狂潮为江西埋下了崛起的种子。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战火不止，晋室南迁。原本闭塞的江西，成为了中原士族、商贾、匠人、平民南下避难的世外桃源。

此后的三百余年间，南五朝（东晋、宋、齐、梁、陈）建都于江东（今江苏、安徽等地）。

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迁，先进的中原文化输入江西，以及偏安江东的南朝政权都相对稳定，江西迎来了第一轮的快速发展。

据刘宋朝名士雷次宗记载：“郡江之西岸有盘石......一亩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映彻于器中。”一斛即一石，说明江西部分地区产粮已经达到亩产二十石，在亩产二、三石的封建时代，可谓是高产。

证明南北融合后，适合农耕环境的江西农作物已经大幅提高。在南北朝的三百年间，江西不在仅限于自足，已成为各政权的产粮区，“资给于四境。”

除此之外，这股南迁狂潮中，以“二范”（范宣、范宁）为代表的名儒则开启了在江西的讲学风潮，为日后江西文化兴盛奠定了基础。

范宣本是河南陈留人，幼年时跟随父母“衣冠南渡”，南下寓居于豫章（南昌）。范宣家境贫寒，常年只是“以耕养读”，却博通典籍，尤其精研儒学，名满天下。（魏晋时期，《老》、《庄》玄学之风兴盛，范宣可以说是背离了当时的主流。）

后来，晋成帝曾多次征召范宣入朝为官，均被婉拒，只是在家乡以教授儒学为业。向他从学的弟子众多，包括殷羡、庾爰之、戴逵等士族子弟，史载：“讽澜之声，有若齐鲁。”

另一大儒范宁，也是南迁中原士族之后，其父范汪曾任徐州、兖州刺史。范宁也推崇儒学，精研儒学，反对《老》、《庄》玄学，对玄学创始人何宴、王弼等人嗤之以鼻，曾痛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孝武帝时，范宁出任豫章太守，任内自费在江西大肆兴建学校。征聘的教授就多达百人，数千江西子弟受其恩惠。

“二范”对与江西崇学之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南史》记载：“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

东晋亡后，不少江西籍人也逐渐在南朝政治中心崭露头角，如胡藩、邓琬、胡谐之、熊昙朗等人。

02、

斗转星移，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魏晋以来三百多年的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南北对峙，对于经历过南北对峙的隋朝统治者来说，加强南方的统治至关重要。

其次，南方地区经由南五朝三百余年的经营，经济已较为富庶，而此时的传统关中地区甚至已无法保障西都长安、东都洛阳的粮食供应。基于政治、经济的双重考量，隋炀帝即位后，举国之力修建了京杭大运河。

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南北沟通变得大为便利。这是一条经济“经济大动脉”，江西搭上了便车。

大运河示意图，图侵删

江西位于长江中游，省内水力资源丰富，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贯穿全境，通过鄱阳湖与长江沟通。赣江航道从区域性的省内航路，一跃成为当时南北水路的重要一环。

可惜，隋朝二世而亡，南来北往的盛况无缘得见了。

李唐代隋后，开元年间，致仕在家的宰相张九龄上疏唐玄宗重修梅关道。在江西南大门大庾岭开拓了连接岭南的路线。大运河、梅关道，奠定此后历代王朝岭南沟通中原的路线：

溯东江而上浈水抵南雄，翻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大余县，入章水顺赣江而下入长江，转大运河经淮、汴二水可达洛阳、长安。

隋唐大庾岭古道，图侵删

可以发现，大庾岭是唯一需要走陆路的地方，它阻隔于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之间。大庾岭之北为岭南，之南为江西，是岭南沟通中原最关键的一段。这条古道取代了秦汉魏晋时期“湘桂走廊”由岭南进入中原的交通地位。

这一水一陆是古代江西经济崛起的前兆。

唐初，帝国无比强盛，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频繁，“海外诸国，日以通商”，远至东南亚、印度洋北部、红海沿岸、东北非、波斯湾诸国。广州港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的香料、胡椒、金银珠贝、药材等商品到达岭南要想转入中原，则须通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史载：“南北之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大庾岭）”

而江西婺州（今属上饶）的茶叶、樟树的药材、景德镇的陶瓷、虔州（赣州）的矿石、鄱阳湖的粮食、洪州（南昌）的纺织品等，向北可输往江南、中原，向南可至岭南、海外。

水路交通的便利，带动了商业贸易、城市经济繁荣。当时，江西洪州已经是唐朝的国际商贸城市，海外胡商络绎不绝往来于此。诗人刘禹锡在洪州时，有诗云：“滕阁中春倚席开，柘枝蛮鼓殷情雷。”柘枝舞是中亚国家特有的传统舞蹈，而在江西竟随处可见。《广异记》中亦有不少胡商在洪州游历的故事。

建于唐朝初年的滕王阁，图侵删

然而，就在江西将要崛起时，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却由盛转衰了。不过，这对于江西而言又是一个新的机遇。

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战乱频频，加之自然气候因素，曾经沃野千里的中原地区因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开始变得贫瘠。无以为继的中原人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南迁浪潮，新一轮的民族融合，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也愈发明显。

据林立平教授考证推测，在这次的移民浪潮中，江西及南方地区掌握了“移栽技术”、“稻麦复种”、“早晚稻两熟制”。在此之前，南方水稻种植都是以直播、条播的方式，而这种种植方式出苗率低，杂草多，不利于后期管理。农耕技术大幅进步后，江西及整个南方地区的米麦产量大幅提高。

唐中期以后，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八道逐渐成为了帝国的财赋之地。凡关中、淮南等地发生灾荒，都要从江西调粮救灾，少则10几万石，多则上100万石。唐穆宗时，皇甫湜贬斥至江西吉安，曾记载：“（吉安）土沃多稼，散粒荆扬。”可见当时江西种植业发展之迅速，除了要供养京师、赈灾外，还能运往荆州、扬州等地交易贩卖。

总之，“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的二百多年间，是中原地区的大不幸，却是南方地区的经济崛起的“大爆炸期”，它加速了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奠定了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南方地区经济繁荣的基础。江西亦是大受其益，从人口增长数据上看似乎更为直观。

隋朝时，江西八州人口互数仅为85638户，唐开元年间增长至205973户，唐元和年间增长至292180户，而在五代乱世的南唐时期，更是增长至恐怖的591890户。在自然经济主导的封建时代，人口的多寡往往代表着生产力，可见以倍数人口增长的江西在这段时期内发展是多快。

03、

赵宋接棒李唐入主华夏，江西迎来了第一个巅峰。

两宋相比于两汉、隋唐，只能说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当时的黄河流域以北尽归辽、金、西夏等政权所有，两宋龟缩于长江流域，地盘大幅缩水，经营南方则越发重要。至此，从魏晋时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在两宋时完成。

北宋割据图，图侵删

在唐末、五代时，江西早已脱变。至两宋时，江西的农业、茶业、手工业、陶瓷业、矿业、造船业、造纸业等在当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发展也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咱们仅从人口、财赋两个统计数据可窥一斑。

江西十三州六十八县（分属江南东路、西路，当时泛指西路为江西），太平兴国（太宗）年间户口数659149户，至元丰（神宗）年间增长至1719968户，至崇宁（徽宗）年间增长至2007602户，全国第一。

宋室南迁后，南宋绍兴年间又增长至约2260000余户，蝉联全国第一。（不包括饶州、信州、南康这三个分属江南东路的地区。）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明朝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后，才屈居老二，仅次于浙江。

财赋方面，当时朝廷给养皆仰仗东南数省，故有“东南财赋全国之冠”之称，而江西绝对是其中翘楚。北宋时，江南西路漕运粮米148万石，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到南宋时增至200万石，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同样不包括分属东道的三州之地）也难怪当时的江西人曾巩曾如此自夸：“其（江西）赋粟于京师为天下最！”

江西的彪悍，同样在体现在科举、文教方面。

回溯两宋以前，整个南方地区文化教育方面都相对落后。隋朝始开科举之制，到唐朝逐步完善，有唐三百年，共开科263次，共取进士近7000人。地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省份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包揽了当时进士的70%以上，其他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占20%多，而江西籍进士，仅64名，占比不到1%。

当然，隋唐的科举，公平性始终差点意思。当时的科举并未完全摒除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取士条件并不以科举成绩为先决条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关键。

当时科场有两项陋规——“行卷”与“公荐”。“行卷”是指士子在考试之前将个人诗词文章，呈送给朝中公卿大臣以求推荐；“公荐”是指朝中公卿举荐某士子。因此，隋唐的进士，往往被世家大族所垄断。

唐末诗人杜荀鹤早年屡屡不第，曾无奈的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后梁太祖朱温的谋士李振，同样是科举的“受害者”，他在朱温掌控大唐政权时，诛尽世家公卿大臣（即白马之祸）。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后，一眼洞穿隋唐时期的科举往往容易“因缘挟私。”为此，他彻底摒除了这种“门阀科举”，并启用“糊名”、“誊录”制度，杜绝徇私舞弊。

加上“重文抑武”的国策，朝廷重用文士，大力发展官学，鼓励私学。据宋史专家顾宏义教授统计，两宋全国书院（官学、私学）共有762所，江西以259所夺魁，占全国书院总比33%，比位居的第二浙江（164所）还多出95所。

江西人崇学之风之盛，史料记载：“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为咎；为母妻者，以子与夫不学为辱。”

白鹿洞书院，图侵删

梁启超曾说：“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越多。”当时经济发达的地区，无疑更有利于科举事业。

来自政治、经济的双重利好，属于真正的“布衣时代”来临了。

据光绪《江西通志》统计，北宋开科69榜，全国共录取进士19066名，其中江西1734名，占全国进士比例约9%，位列全国第三。南宋开科49榜，全国共录取进士23319名，其中江西3594名，占全国进士比例约15%，再次位列第三。（两宋福建第一，浙江第二）

数量不够，质量来凑。

南宋人李道传曾感慨：“窃关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光明俊伟，著于时而垂于后者，非以其文，以其节也。”当时的江西籍名臣、大儒绝对彪炳于《宋史》。

耳熟能详有：晏殊父子、三苏父子、王安石、曾巩、欧阳修、黄庭坚、姜夔、杨万里、朱熹、陆九渊、文天祥.....

其中最“著于时垂于后”的文节俱高者当属文天祥了。

文天祥像，图侵删

德佑二年（1277年），蒙元大军攻围都城临安，宋恭帝赵㬎献玺投降。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赵宋政权沦为流亡政府。罢官赋闲在家的文天祥招募义军“勤王”，四年间辗转浙、闽、赣、粤数省组织义军反元，最终兵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劝降，文天祥不为所动，仅言“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最终，文天祥以身殉国。

“正气未亡人未息”，文天祥的爱国情怀始终着后代文人志士，这亦是江西士人的文节风骨阿！

一生叹息，随着文天祥殉国，不久后南宋政权宣告灭亡，胡元入主中原。江西秉着两宋的步伐，在元朝无论是经济、人口、文化，均居前列。元明易代后，迎来了又一个高峰。

04、

入明后，江西颇受了一番创伤。

元末明初的大混战，江西实际上并未受特别大的影响。当时，中原地区、湖广（今湖南、湖北），是元军、红巾军、朱元璋、陈友谅四方拉锯的主战场，人口急剧锐减。明朝立国后，朱元璋为恢复生产，强制性从江西迁移人口填充湖广，即“江西填湖广。”

元初的至元年间，江西尚有1452万余口，占当时全国人口24.6%。到洪武二十六年仅剩858万余口，一百余年间锐减600万余口。

据曹树基教授统计，洪武年间湖北人口70%是江西籍移民，湖南人口74%是江西籍移民。当时在湖广有这么一句话，“居楚之家，多豫章籍贯。”可见，除却战争的影响外，这次移民让江西元气大伤。

但在明朝的江西，依旧彪悍，尤其是明初的89年间（洪武至景泰）。

以现在行政省份比较的话，明初的江西人口方面仅次于浙江的1048万口。财赋方面，终明之世，也常年以不低于250万石的数量输送朝廷，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轮番位居第一。朱元璋曾下诏：松江、苏州、浙江、江西籍人不得担任户部堂官。因这几个地区是全国赋役重地，为防止乡党包庇、贪污。

明初的江西，科举之兴盛更令人瞩目，终于抛弃了两宋以来“千年老三”的帽子。

明末清初名士钱谦益曾说：“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那是因为，明初的89年间，明朝共产生进士4369名，江西就出了938名进士（状元8名），占比约21%。换句话说，当时全国每5个进士就有1个是江西人。

明初的江西士人在朝堂，也都是身居要职，长期处于国家政治中心。从明成祖永乐年间设殿阁大学士，至景泰年间，共有大学士23人，江西籍人就有8人。永乐年间7位殿阁大学士，就有5位江西籍人。

江西人不但身居高位左右朝局，同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如解缙、杨士奇）。因此，行成了一个以江西传统文化为内核的体裁——“台阁体”，引领朝堂、文坛，被天下士人竞相模仿，无形中影响着阅卷标准，而江西士子则近水楼台。明初江西士人一路狂飙，跟此应该不无关系。

解缙像，图侵删

随着李东阳等“前七子”、李梦阳等“后七子”提倡文学复古后，“台阁体”走向衰落，江西士子狂飙的步伐开始放缓，并被浙江所取代，最终在明代进士数量上沦为老二。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城乡交流的日益扩大，催生了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四大商贸城镇，将“江右商帮”带向了全国。但在传统农业上却趋于保守状态。总之，这一时期内的江西，经济发展就深度与广度而言，大为不如唐、宋、元、明初时期，最直接的体现在人口增长数据上,。

在历经过“江西填湖广”的事件后，初期洪武年间江西依然有858万余口，中期弘治年间增长至1186万余口，明末天启年间增长至1288万余口，始终没有突破元朝的数据。而北方地区的山东、直隶已超过江西，江西逐渐沦为第四、第五（南直隶最多，浙江次之）。

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中期以后里甲制的破坏、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赋役过重等因素。而江西又历经了，长达百年的“南赣盗乱”、民变；正德年间的宁王、江彬肆虐；使江西传统农业经济饱受破坏。

从宏观上看的话，在垦殖技术有限的封建时代，江西的良田在宋、元时期已经开发殆尽，过度的开垦导致土地质量下降，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化”。换句话说，当时江西的土地只能养活那么多人口。中期以后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外流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终明之世，江西始终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商品贸易集散地、人才输出大省。

明亡清兴后，是古代江西的一个分水岭。

05、

据气象学专家竺可桢研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四次“小冰河”时期，其中第四次就是明末清初时期。“小冰河”除了气温骤降外，还容易引发次生灾害。竺可桢推测，这次“小冰河”次生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是明清交替的崇祯年间。

崇祯年间，受“小冰河”极端气候影响，先是南方地区普遍出现大规模结冰现象。像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水系，冻期可以走人、骑马。现在气候炎热的两广、海南地区，在当时也出现了“夏寒”、“夏霜雪”的极端气候。而北方地区，又发生了陆续长达十几年旱灾、蝗灾、疫灾。

明清易代战争加上这场“小冰河”的次生灾害，清初时，江西人口锐减至500余万。当然，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天灾人祸，受灾的省份不止江西，但是江西却没能恢复过来。

得益于番薯、玉米、土豆等作物的引进，清初期至清中期，全国人口的迎来一次大爆发。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已达到3.1亿余口，而江西仅仅只是恢复到了明朝天启年间1200万余口的数据。被中原、巴蜀、江南、直隶地区等省份远远甩开。

加上清初以来全国经济逐渐往江、浙、闽、粤靠拢的大趋势，江西逐渐走向边缘化的地步。多种现象表明，这片土地已经没有活力了。虽然初期至中期，江西还是排名前几的赋役大省，也仅是最后的挣扎了。

最严重的还是体现在严重的人才断层上。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不完整统计，有清一代，江西籍要员共211名，其中学官（主持乡试）96名，占比45.5%。大家在脑子里过一遍，顺治到乾隆的150余年间，有什么江西籍的大人物？

150余年间，江西再也没有出过王安石式的改革家、乐史式的地理学家、陆九渊式的思想家、解缙式的文坛泰斗、宋应星式的科学家......在当时，享誉全国性的江西籍人，可能只有康、雍、乾年间的直隶总督李绂、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朱轼、八大山人朱耷等寥寥数人。

英雄终归也是有暮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江西开始进入低谷。

封建中国社会，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兼具草原游牧文化。而清中期时，正是发现新大陆与环球航行的爆发期，各大陆间彼时相连接，昭示着海洋时代的来临。地理上的天然弱势，注定了江西的命运。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阜，中外贸易重心由广州移至上海，海运取代河运。江西“南连岭南，北接中原”的经济干道地位随之瓦解。大庾岭商道陷入荒芜，江西巡抚沈葆桢记载：“富商巨买绝迹不至。”

从开阜前后赣州钞关（大庾岭位于赣州）数据对比可见一斑。清初至中期，赣州钞关平均收税银97782两，五口通商后的同治年间，仅收22295两，锐减将近五分之四。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战争，江西、安徽成为了太平军与湘军反复拉锯的主战场。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军费提款机。

太平天国运动，图侵删

据包罗庚教授统计，从咸丰三年（1853年）在江西兴办团练伊始，至同治三年，约花费团练费用16501581两（不包括实物），这些费用全部取自江西。湘军入江西后，募军的军饷29838585两绝大部分也是出自江西。史载：“江西厘金之重，尤其甲于天下。”

“战功未必在疆场，实实受害惟江西。”太平天国战争除了对江西的经济掠夺外，江西百姓“杀劫之惨如亡羊”。湘军为斩首级领赏，“乃杀乡民发稍长者。”（太平军长发为特征之一）嘉庆年间，江西人口增长至2400余万，战争过后仅剩1200余万，锐减一半。

世人皆以为，五口通商、太平天国战争是近代江西衰落的根本原因。诚然，这两件大事对江西创伤巨大，但笔者以为却不尽然。湖南同样属“四塞之地”，安徽同样是战争的主战场，为什么能在近现代崛起？

江西的衰落，切实的在于江西人“不思进取的惰性。”

唐宋以降，江西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这里书院私塾遍布，讲学之风盛行，热衷于科举事业，誓死效忠封建帝王，形成了“文节俱高”江西文化，立论必称三代，著文必曰诗云，行事必曰祖宗成法。深受传统儒学的“禁锢。”

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工业化时代来临。清末后，后知后觉的清王朝亦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兴起“洋务运动”。然而，“直此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机，江西还在热衷于“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科举事业。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科举一度中断十几年，这对于江西士子而言，应该是最失落、痛苦的日子。战后恢复科举，江西科举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是当时全国生员惟一呈上升比例的省份。战前江西生员39830人，战后 62197人，超出全国生员增长比例的2.5倍。

“捐监”（花钱买官）比例也远高其他省份。太平天国战争后，全国“捐监”533303人，江西人就有57828人，占比10.84%，仅次于满人。按当时“捐监”1人人均108两计，江西在此“无用之途”仅“捐监”就花费了6216余万两

江西人的“惰性”同样扼杀了西学在江西的发展。

祖籍江西的维新派思想家文廷式，曾经打算在老家萍乡“开煤业，兴西学”，然而却被家乡缙绅群起攻之，“撤散煤务，驱民为农。”

江西人陈炽所著《续富国策》畅销全国，甚至传至日本被学者研究，但在本省却不能出版。

“公车上书”失败后的两年间，各省有识之士自发筹办西式学堂、报社等，全国共计49个，仅湖南就有14个，广东有11个，惟江西、安徽独属空白。

最出名的事件，莫过于“粤汉铁路”之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议拟在武汉至广州修建一条铁路。江西原本就是隋唐以来南下广州的传统路线，最初的设想也是由武汉——赣州——广州。但是，张之洞、盛怀宣等湖南籍封疆大率坚决主张改由湖南南下广州，湖南的缙绅也自发奔走游说改道湖南。而此时的江西，除了再无“三品京官”外，惟一的江西籍封疆大吏陈宝箴偏偏是湖南巡抚，江西缙绅更无一人有此远见。

种种贻误，江西的衰落并非偶然。就算时至今日，这种“惰性”依然影响着江西发展。

惟愿江西还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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