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的家谱，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自然有它不容忽视的价值。那些时间既早又被保存下来的谱牒，如宋代内府抄本《仙源类谱》，已经是国家级文物，当然十分珍贵。某些编修严谨，记事清晰的家谱不但是重要资料，具有一定的教化和助人寻根问祖的功能，这些都不应该轻率否定。但旧时的许多家谱，大都在谱序、凡例、族规家法部分露骨宣扬忠孝节义、三从四德、重男轻女、族长专制等封建伦理道德，甚至加入许多封建迷信内容，却不能说不是糟粕。而一些家谱为了光宗耀祖，不惜对族人大加褒扬夸饰，攀附假托，书善隐恶的做法，又无疑降低了家谱自身的价值。当前家谱热的升温，助推了人们对家谱资源的利用。学术界已有不少人突破了“家谱局限于记述家族历史”的看法，开始从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探索家谱在社会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这种视野的扩大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历史在进步，谱学也在发展。明清以来的许多家谱，在记载本族人和事的同时，已经开始触及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寻找不同时期家族境况演变的外部原因。这种变化，使那些超越传统格式的家谱，成了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

清末名臣黎庶昌主撰的《遵义沙滩黎氏家谱》，正是一部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家谱。这部家谱初修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订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刊于日本使署。《黎氏家谱》与其他族谱的不同在于，自高祖以上只系本支，高祖以下的子孙则分房并列，“又别揭事实，生卒、娶葬著录于后，世愈近，则愈详”。黎庶昌本人认为，这种做法虽然有些“不尽合于欧（阳修）、苏（洵）大儒之义法，亦与近世族谱稍异”，却是谱学发展的必然。既然是私家的记载，就应该在详和实上着力，“不必强同于古”。

黎庶昌修谱“不必强同于古”的主张，体现了谱学的进步，也使他主修的《黎氏家谱》从一部记述家族世系繁衍的私家谱牒，变成了一部足以从多角度折射明清黔北社会的历史文献。

黎家人世代生活的黔北，是贵州境内开发得比较早的地区，这一带与中原和发达省区的联系和交往，虽然比黔南、黔东南等地区密切，但因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明清之际，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不高。人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男耕女织，用执着的勤劳弥补生产的落后，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日子。《黎氏家谱》通过对家族日常生活的记录，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黔北农村的这种自然经济景象。

《黎氏家谱·事实汇记》记载六世祖时这样写道：“及先伯祖成名，我祖见门户有庇，乃弃儒业，耕躬自给。产不甚丰，终岁勤动，食指而外家无长物，处之泊如。稼穑之余，亲操丝织，以供常服，布素肃然，终身未尝衣裘帛。夏粗布衫，冬旧絮袄，虽蔽不厌，性不嗜饮，惟喜茶食果品，一切桃、梨、粟、柿、柑、枣、芋、薯、瓜蔬之属，皆植诸家园取给，以为常畦圃艺。”“起即操作家务，终日无闲时，耕织之暇，兼及蚕桑，饲家养鱼。尝造长筒吸水以灌田，又善为竹木工，自制几、榻、桌、凳、箱、柜，细至蓑笠、筛箩、筐篮诸器物，一一皆亲手拮据。”《黎氏家谱》的这番记述，直如一幅沙滩田园生活的画卷，通过它完全可以洞见明清之际黔北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

19世纪中期，中国掀起了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起义高潮。黎氏生活的黔北地区，同样被农民起义风暴所席卷。不仅太平军石达开部曾三次在遵义展开激战，当地更有杨龙喜、舒光富、朱明月的起义队伍活动。对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黎氏家谱》虽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予以指斥，但对这一时期发生在黎家周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于战争的惨烈和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却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

《黎氏家谱·萧恭人（十世长房黎兆祺之妻）事略》记载：“咸丰末年（1861年），兵革烽起，连乡轨里，扶老弱，鸟集鼠窜，靡有定止。”“兵革荒凶，疫病交札，十室九空。迭遭大故，丧葬颠连，百死一生。”“居危城村堡中，外有强梁，内无斗积，食指垒垒数十口，斗粟值钱二千，田荒土芜。”

禹门是咸丰、同治年间农民军沉重打击下侥幸守住的几个据点之一。关于禹门的攻防战，《黎氏家谱》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黎氏家谱·本身黎庶昌附录片奏》记述道：“遵义浮东八十里有禹门寺，……咸丰四年（1854年)，桐梓乱起，乡人就寺中设局办理团练，连年征发，迄未停止。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湄潭黄白号匪大人，蹂躏臣里，寺为伪朱王所据。经臣兄庶蕃募勇与官军夹攻，将该逆击退。其时，四乡庐宇焚烧几尽，而禹门寺巍然独存。乡人因寺基筑寨固守。臣兄庶蕃、从兄兆祺及现充使署随员刘汉英实主其事。未几，而吴元彪又反，陷据绥阳县城，距寨只五十里。寨当遵义、湄潭、绥阳之中，环三面皆贼。臣兄等苦力战至五年之久，阵亡者三百余人。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楚军克绥阳，始解。又年余，百姓始下寨。臣尝论，遵义府城之不失，实此一寨保障捍卫之功为多。”

《黎氏家谱》对禹门寺之战的记述，比许多地方文献都要详细得多。它不仅分析了禹门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重要性，还对战事发生的时间、战争主客方的领军人物、双方伤亡情况都做了记述，甚至就战争结果对清王朝在黔北统治的影响也作了评价。虽然这些内容是援引黎庶昌本人的片奏，作为“事实汇记”的附录记入家谱，但毕竟是《黎氏家谱》的一部分。而在清以前按传统格式编撰的族谱中，这样的内容是看不到的。可见，中国的家谱不尽是“封资修”的家族纪事，其中蕴含着许多历史。

《黎氏家谱》不但通过记述家族的活动保存了许多黔北的历史，对本族人的观念、文化和行为规范也作了详略不同的记录。其对四至十世祖的记载为：

四世祖黎跃：“领家政，事亲的道，温情定省，率家人以理法”；

五世祖黎天明：“生平忠直自处，仁厚待人……庭无闻言……以诗书垂后”；

七世祖黎正训：“坐立必以礼法自闲，外严而内宽，行为而守默……苦志勤学”；

八世长房黎安理：“尤精易学，说义理，直逼大尊钟陵，捷可日二十篇”；

九世长房黎恂：“吟，手披朱墨并下；经，则以宋五子为准，参与汉魏诸儒；史，则一折衷于纲目论；诗，宗少陵眉山，而自屈宋至朱王无不含咀也；于文，尚韩、欧阳，而自荀庄至方姚，无不权度也。如是者十余年。”“生平不苟言笑，立不跛倚，坐必庄，行齐如流”；

十世长房黎兆勋：“诗不专主一格，词者服膺辛刘周秦为多。”“外喜宾客，内叔诸昆弟。积苦力行，井井有条理。日夕妆书与子尹子相违，复以诗古文辞闪摩互励，风气大开。久之，群从子弟报习训化，彬彬皆乡文学矣”。

《黎氏家谱》的这些记述说明，从思想文化上维系这个家族的，是由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构成的宋明理学，而且从明中叶到清末，这根思想纽带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正好透射出明清思想文化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作为明王朝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已经威信扫地，但由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短期内还找不到一套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只好“清承明制”，将汉族地主阶级尊奉的儒家思想接过来利用，以至宋明理学在清代知识分子中继续拥有广泛的市场。中国的家谱多达数万种，斗转星移中，谱学一直在发展，家谱的编撰也在伴随着它所记载的历史在变化、在进步。《黎氏家谱》对黔北社会历史的折射，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家谱这样一笔宏富的文化财富，一味以它的消极面去否定它和限制它是不理智的。前些年，有学者建议利用高新技术，建立中国家谱的信息库。《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已经是这方面的努力，应该是令人十分欣慰之事。我们去观察一只麻雀，也许达不到了解整个鸟群的目的。但麻雀毕竟是鸟类中的一员，抓一只进行解剖观察，相信可以获得许多飞鸟内部构造及各种器官功能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记录社会基本细胞历史的家谱，它的文献价值（当然是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是不应该被轻易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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