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交口称颂。在安徽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立的一块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包拯曾因父母年迈需要人照料而辞官回乡照料双亲，在双亲过世守丧期满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踏上仕途。这块神道碑被视为是包拯孝敬父亲、躬尽孝道的见证，也是包拯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包拯一生为官清廉、断案无数，深受百姓的爱戴。而正是因为包拯幼时有包令仪这样的父亲悉心教导，他才能刻苦学习，孝顺父母；才能知书明理，识文断字；才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民请命，直言上谏……所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逼人的独生子，父母宠爱备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不外乎走上科举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2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如今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要被世人唾弃。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必须离职守孝，否则就是“夺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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