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是父祖长辈对后代子孙的训教，是家族先人为后人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规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或族众的道德约束，甚至具有法律效力，现代学者也称之为“宗族法”。家训曾有众多不同名称，如家教、家诫、家规、家仪、家训、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以及教家、治家、传家、齐家等。其约束对象通常是人口众多的大家族，故而又有宗范、族范、世范、宗训、宗约、族约、宗式、宗仪、宗誓、宗教、宗典、宗型、宗政等称谓。

        部分家训是父祖长辈在临终之际做出的，这类训教带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遗”字，如遗令、遗戒、遗敕、遗命、遗训、遗言、遗嘱、遗书、遗疏。传统家训大多出自严父之手，也有的出自慈母之口，如慈训、母训、慈教、母教等。很多家训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通常名为祖训、垂训、训言等。传统家训的内容主要关乎为人处世，也涉及居家治生，特别是祠堂、义庄、学塾、文会、祭祀等的管理，这时的命名往往使用祠规、祭仪、庄规、塾训、塾铎、文会规条等。还有一些家训以儒家经典中的语句命名，诸如庸言、庸行、闲家、顾命、燕翼、贻谋、庭训、庭诰、庭语、将死之鸣等。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或类型的演变，传统家训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先秦家训停留于口头说教

        所谓活动的家训，是指停留在口头，没有落实在文字上。与之相对应，文献形式的家训则是以书信、规条等文字形式呈现的。前者是动态的活动，后者是静态的文献。如果一定要在命名上加以区分，活动的家训往往用家训、家教、家诫等命名，而文献形式的家训可以用家范、家规、家仪、家法、家约、家矩、家则等命名。我国最早的家训就是活动的家训，先秦时期的所有家训无一例外地具有活动的特点。

        最早的家训是哪一则，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周文王的《诏太子发》，有人说是清华简中周文王叮咛周武王的《保训》。《诏太子发》出自《逸周书》的《文儆》，《保训》所在的清华简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释文尚未全部公布。因此，笔者把《史记》记载的周公旦对长子伯禽的视为我国最早的家训。

        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实行分封制。周公被封于曲阜，建立鲁国。由于武王旋即死去，侄子成王年幼，因而由周公摄政。周公无法前往封地，便派长子伯禽前往。伯禽临行前，周公对他作了这样的：“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贱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这段教诫其子伯禽礼贤下士的训辞，流传甚广；吐哺握发的殷勤待士，无以国骄人的处尊谦卑，千古传诵。

        先秦时期的家训强调任何人都应该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不能自求逸乐；只有勤劳有为，才能光大先人的业绩，而怠惰偷安，将会导致家道中落衰败。例如，春秋时期，鲁国人公父文伯（公父穆伯的儿子）持有坐享其成、好逸恶劳的观点，其母敬姜他：“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又如，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发的母亲以越王勾践伐吴的事例，教诫其子要与士兵同甘共苦，从而激发士气、克敌制胜。再如，孔子教导其子孔鲤要学诗学礼，孟母断机教子等。这一时期的所有家训都是口头说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当时并没有落实在文字上。它们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为我们所了解，不过是后人追述的结果而已。

从活动到文献形式

        两汉时期，我国的家训有了长足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家教”、“家约”、“家训”等名称，表明人们对教子传家的自觉；二是家训实现了由活动到文献形式的发展。

        或许是因为教诫者和教诫对象分处两地，无法耳提面命，当面训教；抑或是因为教诫者希望教诫对象郑重对待，永远记取，便采用手书或书信的形式。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就有《手敕太子》，其中既有自身痛彻的教训，又有对儿子的深切企盼；既有诸如尊长、力学之类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内容，也有帝王之家特有的教诫。而“手敕”二字则清楚地表明，这则家训是用“手”写的，不同于以往的“口”说家训。

        两汉时期，以书信教子十分普遍，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诫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司马徽的《诫子书》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显然，以文献形式出现的家训，较之于一时的口头说教，有着更为持久的意义，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活动的家训是文献形式家训的基础，那么，以文献形式出现的家训则是活动家训的升华，是同一内容在更高层次的体现。

从非规范性家训到规范性家训

        无论是先秦时期活动的口头家训，还是两汉时期以书信为主体的文献形式家训，都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性质单一的特点。为什么要，有具体的原因；怎样，有具体的内容；甚至的效力如何，也有具体的结果。一般来说，它们不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意义。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它们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其意义总是与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笔者把这种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称为非规范性家训，它既包括活动的家训，也包括文献形式的家训。

        六朝时期，我国的家训由非规范性家训发展为规范性家训，即是说，家训不再是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而是着眼于一个人的一生，为了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这种变化的表面特征是由以前相对较短的“诫子书”发展为篇幅稍长的“家诫”，甚至是以专书形式呈现的“家训”。介绍非规范性的家训，犹如讲故事，具有完整的情节；而要介绍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规范性家训，则只能逐节展示，分篇论列。

        《颜氏家训》被尊为“家训之祖”，成书于隋朝，但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实际上，在它之前，不仅非规范性家训所在多有，而且规范性家训也已经非常普遍。对于《史记》所说的“任公家约”，学界有“任公的家约”和“任公全家人约定”两种读法，我们姑且搁置不论。汉代东方朔的《诫子》用整齐的韵语，讲述了一番“与物变化”、“随时之宜” 等为人处世的原则，已经不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训教。进入魏晋以后，家训教导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如王肃的《家诫》、王昶的《家诫》、嵇康的《家诫》、李秉的《家诫》、杨椿的《诫子孙》、魏收的《枕中篇》、王褒的《幼训》等，不胜枚举。从唐宋时期起，家训出现了社会化现象，有影响的家训往往不再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全社会所共有。

        与非规范性家训相比，规范性家训摆脱了动因直接、内容具体、针对性明确的局限，它不再只是针对一人一事，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从形式上说，它很少列举具有鉴戒性的事例，而往往以原则性的条文出现。明清时期，家谱中的家训编写非常注重文字形式，每一条均以有限的三五个字用作一段的标题，如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形式整齐，异常醒目，提纲挈领，既便于诵读，也便于记忆。这些条文往往是数代人生活经验和治家经验的总结，对后人的生活和治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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