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已经受到有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总的来说，家谱的文献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1.家谱与移民史研究

       每一种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是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因为普通的一家一姓的迁移，对社会固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自然不可能有载诸史籍的价值；但对于该家族的后裔来说，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迁到哪里？迁移的路线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成份有哪些？等等，大多是找不到答案的。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

       一部分家族的确是有过迁移的，但为了把他们祖先的迁移史附会于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大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所以具体的迁移时间、地点就不一定正确。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家族的来源深信不疑。但因为这些家族的祖先实际上并不是那些移动中的迁移对象，所以如果轻信了这些家谱中的记载，就会影响我们对移民历史的正确复原。例如，不少客家人的家谱中都有本族的始祖是东汉末年或永嘉之乱后从北方迁至今闽南、赣南或粤北的，国内外的客家研究学者大多都以此为根据肯定这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移。但如果我们对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的北人南迁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时南迁浪潮所及还离闽南、赣南很远。即使有一些零星移民迁至这一带，也不足于形成一个能使自己长期不被周围土著居民融合的独立群体。事实是，客家人的南迁并形成一个不同于土著居民的群体并没有那么早，客家家族谱中关于始迁祖的记载并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而是出于后人的附会。〔2〕

       另一些家谱中所载始祖的迁移时间并没有错，但地点和原因却不一定对。这是由于有些家族始迁到某地的祖先当时既没有社会、经济地位，更没有文化，有的甚至还是罪犯的身份被强制迁去的。到了有条件修谱时，一个家族一般都已支派繁衍，人丁兴旺，并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有的还成了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子孙们即使对祖先的来历弄不清楚，也不能在谱上出现空白；或者知道祖先是如何迁来的，却不愿意留下不大光彩的记录。常用的办法，一是根据当地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将本族的祖先当作其中的一员，一是将迁入时的目的或身份改得尽可能地体面。例如，苏北地区不少家谱都说祖先是明初由苏州或苏州阊门迁来的，其中大部分就不一定是事实，有的可以肯定不是来自苏州，而是迁自江南其他地方。主要原因是当时朱元璋的确曾从苏州迁过一批富户到苏北，这批人虽然被迫迁移，但毕竟有经济实力，文化水平也较高，自然成为苏北地区移民中的上层和主流阶层。迁自其他地方的零星或贫穷移民，当时既没有必要也不敢冒称来自苏州，但到他们的子孙发达后修家谱时，无论是弄不清祖先从哪里来，还是故意回避，写上祖先由苏州迁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又如一些家谱称始迁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来某地当官、驻防的，实际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没有下过这样具体的圣旨，这些始迁者也不是什么官员或将军，所谓“奉旨”无非是流亡到此开荒定居后得到了官府承认被纳入编户，或者就是被绑着双手押送来的。这种情况在迁入四川、湖广（今湖北、湖南）、安徽和华北各地的移民家族所修家谱中都很普遍。〔3〕

       以上两种情况尽管在具体情节上有出入，该家族是移民后裔倒是事实，所以只要认真分析，再结合其他史料，还是可以大致弄清历史真相的。但第三种情况就根本不存在迁移的事实，家谱中的记载千万不可轻信。这主要发生在南方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当地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也发达起来，但在封建社会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家族，就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谪居的官员、从征的将士、流落的文人等。由于这也满足了汉族官员和士人的民族优越感，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如从唐朝后期起世居贵州的杨保族，到明初就编出了是北宋杨家将之后的谱系；不少广西的壮族家族都说祖先是宋朝随狄青征蛮而迁来的；清朝贵州独山学者莫与俦、莫友芝父子明明是布依族，却要说是迁自江宁。这一假象如果不识破，我们就会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移民史来。〔4〕

2.家谱与历史人口研究

       人口学或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基础是人口统计数据，但在现代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之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中国现在的自公元初以来的历代户口统计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包括全部人口，只有在少数阶段与实际人口比较接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西方国家对历史人口的研究，主要依靠一些教区的受洗、墓葬登记和一些家族的世系记录；日本使用收藏于寺庙中的“宗门改帐”（当地居民每年向寺庙登记全部人口，表明没有改信西洋“邪教”），主要原因是在于这些资料基本上能包括统计区的全部人口。而在中国，舍家谱以外，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类型的史料。

       一部典型的、完整的家谱应该登录该家族的全部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状况（婚龄、配偶）、子女（其中男性也同样应有完整的记载，女性一般登记到出嫁时间及其配偶姓名）等。因此可以据此整理出该家族人口的生命表，计算出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有偶率、初婚年龄、生育率等等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须的基本数据。

       当然，这样完整而典型的家谱在总数中的比例大概是很低的，一般的家谱都会缺少一些项目，如女性人口不全、婚姻状态中不记载初婚年龄或无配偶年龄，只登记子而不登记女，漏载夭折儿童等。但就是这样一些并不十分完整、典型的家谱也是相当珍贵的，因为与官方的户口资料相比，它们至少有完整、真实的优点。因为修谱的目的本来就为了显示本族的兴旺发达、源远流长，以此告慰祖宗，昭示后代，所以对本族人口绝不会故意遗漏，也不可能随便虚报。个别特殊情况，如因犯了谋反大逆一类罪行或有碍门风而开除出族，对不在本地的族人登记不全等，会产生一些误差，但一般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影响。对生卒、婚配的时间和子女数量等数字，由于大多是根据经常性的记录或本族、本支的申报，加上有族规、辈份等因素的约束，一般也是确实的。家谱中的数据总的来说都比官方的登记数准确，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种史料中会有这样多、这样详细的人口统计数据。

       早在1931年，袁贻瑾就利用广东中山县李氏家谱，对该家族自1365至1849年间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作了分析，计算出这些人在不同时期20岁时的预期寿命〔5〕。 台湾学者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一书使用的资料包括50个家族中的147956名男性和113464名女性，重组了42785个核心家庭，是迄今为止利用家谱人口资料一项规模最大的成果。

       但家谱中的人口资料也有其局限，特别是时间、空间和人口覆盖面上的空白。传世的家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明代的已经不多，此前的基本没有，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16世纪以后，少数可上溯到13—14世纪，极个别才能推算得更早。家谱中也会有不少明清以前的内容，有的甚至可以从三皇五帝的世系排起，但这些并不可信，不具有人口史资料的价值。现存的家谱在地域上、民族上也是不平衡的，近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外来人口较多或宗族观念较强的地区家谱很多，反之则很少，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家谱。即使是在家谱修得很多又保存得很完整的地区，家谱也不会覆盖全部人口，因为家谱一般不会包括本族中流亡在外又穷困潦倒的分支，家族过于分散的移民不可能各自修谱，而同家族人口较多的移民也要等到在迁入地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才会修谱。

       由于家谱所登录的是同一家族的人口，所以尽管内部也会有嫡庶、尊卑、贫富、强弱的差别，但总是有比较共同的或相近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只能代表当时、当地人口中的某些阶层或其中的一部分。仅仅根据某些家族的统计数据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

3.家谱与社会史研究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研究当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家谱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家谱的资料，如经济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集体田产数量、分布、收益以及该家族经济上的盛衰，有时还是具体的数字和契约文书；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家族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是，必须看到，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夸大溢美，甚至移花接木，假冒附会，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一味相信家谱的记载，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很多家谱都有名人所作序跋，但仔细分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假托伪造的，有的完全是从其他家谱中抄来的，只是将主语改变了一下。对先人的爵秩功绩往往夸大其事，将虚衔写成实职，把捐纳当作功名。所列著作，大多是毫无学术价值又基本没有流传到社会的家刻本，甚至只是谁也不能证实的稿本。而且，无论忠奸贤愚、士农工商，一入谱传，无不尊师重教，文风蔚然，诗礼传家。有的家族明明是做生意发了财，然后花钱捐了功名，到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笔下，却成了富于人文精神的“儒商”，根据就是他们家谱中的资料。连一些靠括地皮致富的贪官，记入家谱的往往也是诗酒风流、乐善好施的嘉言懿行，这类材料要是不加起码的辨析，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吗？

       近年来，一些人热衷于收罗某些大家族的家谱中此类资料，宣扬“××第一家”、“×代同堂”的那种雍雍穆穆、长幼有序、族规森严，以此证明儒学思想整合中国社会的功能和儒家伦理的作用，却根本没有了解这些家族的实际情况，更没有深入研究其内部的矛盾。试想，要是贾政和高老太爷修家谱，能把《红楼梦》和《家、春、秋》中的内容写进去吗？但如果真正要研究荣国府和高公馆的历史，能只看这些家谱吗？

       由于家谱的收藏极其分散，家谱的复本也不多，至今还没有一份可资查考的、比较完整的目录。国内的一些收藏单位查阅不便，反不如美国犹太谱牒学会那样方便。多数家谱无用的成分很大，但由于没有人做前期整理工作，研究人员不得不一一重头做起，重复劳动量极大。不少家谱是孤本，有的已损毁殆尽，亟待抢救。如何通力合作，利用高新技术，建立中国家谱信息库，使这份珍贵遗产和重要史料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学术界同人的一项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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