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作为一种纪念性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意义。一方面，由于受中国社会传统宗族观念的影响，祠堂成为同族人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另一方面，祠堂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更是家族的重要社交活动场所。典型的汉族祠堂，多为四合院式的院落结构，根据族人繁衍人口的多少，以及权势的大小来确定祠堂的规模。祠堂内多建有戏台和比武场，逢年过节时常举办戏曲和传统技艺表演活动。
       祠堂以宗氏家族为基础，多系一姓一族，也有一姓数族。解放前，家族主要以宗祠维系，乡民聚族而居，旺族多修建宗祠（俗称祠堂）。家族有族规，为先代祖先制订，族人须遵守。族内公推德高望重者为族长，以总理族事，并选一办事公证、有能力者为族正，辅助族长办理族事。宗祠均有宗中公产，出租以备开支。清明节办“清明酒”，冬至办祭“冬酒”，供族人聚会祭祖时享用。除祭礼外，对族中子孙入学或升迁者予以奖励，对不肖者给予处罚。家训或戒条多载于族谱，要求公众遵守。其内容多以忠孝节义、遵纪守法、勤俭持家、和睦乡邻为主。

堂内多树立堂号，匾额等，作为族人炫耀自己，光宗耀祖的重要资本。

清朝，国家对宗族的重视表现在国家直接支持、保护民间修建祠堂。祠堂建成后，须有族规，清朝承认族规的法律效力，承认祠堂的审判权，甚至对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清政府也曾公开给予法律上的支持。此外，为了稳定宗族的经济基础，清律还禁止盗卖盗买义田祠产，并给予族田赋税方面的优待。

封建政权一度对修建祠堂下了禁令，祠堂便以书院的名目出现，除了少数真正的书院外，大多数其实仍然行使着祠堂的功效，是当地同姓宗族活动的场所。至今仍保留着的为数不少的明清祠堂和书院。祠堂和学堂，在乡土的中国是存在诸多联系的。许多农村娃娃发蒙读书就是在一些由祠堂改作的村小里完成的。

 祠堂是村落的文化中心。祠堂和书院曾经是民间文化传承的场所，也是代表封建宗族势力的表演台。在旧时，宗族的人在这里聚族议事，将违反族法的人宣判死刑，装入猪笼活活淹死，也有的在这里设立书院，为村里能交起学费的孩子授课，为赴省城京城的考生筹措路费。　　

解放后，随着破四旧等政策的推行，这些祭祀活动被看作封建迷信，遭到无情批判。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宗族经过30年被打击、压制而销声匿迹后，又重新活动，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控制社区秩序等等。　　

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如何应变”。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村落家族文化处在消解的过程之中，但又有消解过程中的不断往复。他指出：对于巨大的中国社会来说，“如果能将人们首次纳入较小的秩序之中，社会在协调这较大的秩序，管理成本就会小得多。当然，村落共同体能否扮演这一角色还得研究，还要视社会发展水平而定。但往这个方向努力和思考问题，是合理的选择。因为村落家族共同体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改变的，在既存的条件下能做什么，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问题”。

修建祠堂，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族。现代民间社会中的宗祠的功能大致有如下四种：

 首先，是由于它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因而成为宗族的物质标志和聚宗合族的象征，这是宗祠最基本的功能。

 立祠堂以重祭祀。 祭祖源于祖先崇拜， 是形成家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 封建社会门弟风气盛行，祠堂的营建召示着家族美德和功业， 体现着家族先人的道德境界或丰功伟绩。同时鞭策后人光宗耀祖， 通过各种宗族活动产生宗族的凝聚力。“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通史·邑里》）以宗祠展示宗族血脉的高贵与名望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祖先崇拜的思想渗透到祠堂建筑的门楼、楹联、匾额、绘画、雕塑等，以及极为严格的祭祀制度#宗祠条规等方方面面。

 祠堂供奉的灵牌也就成为聚宗合族的根据，而祠堂也就成为每年春秋二季同宗举行规模巨大的祭祀活动能够的场所。这种祠堂和围绕祠堂而展开的活动具有很强的宗法文化含义，表现为：建祠堂是为了供奉和祭祀先祖，目的是通过追念先祖的活动强化宗族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聚宗合族，而这一点是宗法制的基础之一，所谓“建宗祠以溯本源”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宗祠的第二个功能是对宗族事物进行全面的管理。

 不难发现，宗祠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这些事情往往都是通过宗祠的近乎常设的人员来执行，这些近乎常设的人员本质上与“族长”差不多，其基本来源和组成方式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由本宗族最高威望者自然充任；一种是由各家族轮流承担；一种是通过选举产生。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组成的祠堂管理人员，从观念上来说，大体上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上了年纪的老人、办事公道、作风正派、肯为大家服务、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和魄力等。

 宗祠的管理通常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处理宗族的内部纠纷。宗族内发生诸如建房、用水等纠纷后，常诉诸管理者调查调节，直至纠纷双方达到和解为止；二是组织好每年春秋两次祭祀的各种工作，包括选定日子、圈定程序、筹划开支、决定参加祭祀和聚餐人员等具体准备工作；三是管理好宗祠的经济收入，如接受族人捐献，定期收取宗祠的费用。

 宗祠的第三个功能是制定、修改和执行族规。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宗祠的作用之一便是制订和执行族规。族规的制订程序往往先由宗祠管理人员提出草案，然后进行大会讨论、修改并表决通过，最后再由宗祠管理人员形成文字，公布与宗祠内。

族规一般牵涉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为本族人规定了带有很强的宗法礼制色彩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行为规范， 并伴以相应的惩戒手段；第二是对异族的防范措施，借以维护本族的利益和团结；第三是对宗祠地位本身的确认、族人对祠堂应承担的义务、其权限范围等。

   祠堂的第四个功能是以存在和发展并始终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宗祠作为具有经济基础和场地条件的文化物化象征，具有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表现为：

 首先是祠堂具有学校的功能。在我们参观的“刘氏宗祠”里，还为本家族子弟开设了业余学校。里面还建有图书馆、阅览室、多功能教室等供族人学习娱乐的场所。

 其次是宗祠具有文化的符号传播和刺激功能。宗祠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物化现象，它的建筑规模、格式包含有想后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在宗祠内的灵牌、堂联中尤为明显。宗祠内的灵牌、始祖碑文一般都强调先祖的官人地位、文人地位。因此，这些灵牌中所言的“品学兼优”。在兴科举的古代，官位实际上也是一种外呢化学位。因此，这些灵牌所强调的，实际上也就是对后人“登科举，有选拔”的一种文化意识传播。

 其三是宗祠有强化宗族乃至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功能，以宗祠为中心在本宗族人中开展的纵向活动，主要是祭祖；而以宗祠为基本单位与远宗房所开展的横向活动，主要是联宗，这些祭祖联宗活动，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对同宗文化的认同，这些都对民族文化认同心理以有力刺激。

以上是我们对宗祠这一文化形式及其作用的初步认识。而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评价，应持唯物主义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到宗祠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象征，是被地主阶级利用来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场所和工具，是迷信、落后、守旧、排外的制造机关，这些都是应当否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宗祠在聚宗保卫家乡域土，组织群众进行生产公益共动，维护地方治安秩序，赡老扶贫，办学兴教以提到人们文化素质方面，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对于宗祠这一文化形式的保护和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把握这一文化的实质，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引导，使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宗祠，亦通称祠堂或祠庙，是中国宗法社会基层组织及多功能公共场所。依托专有田产提供教育、文化娱乐及社交中心等族内福利与服务。除祭祀祖先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宗族存在与发展的象征，是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地点（婚丧嫁娶），是议事厅，也是娱乐空间（年节演戏）和社交场所（招待宾客）。祠堂里也教化或奖惩族众。凡一切有关宗族的事务都可能在祠堂里办。祠堂所具有的多功能性，使得它外形高大、敞亮、气派，并有较大的、适宜的公共活动空间，富裕族派的祠堂还建有戏台。在有序的伦理中，功能又可以是无序的。

解放前，由于一些地区的民间社会中曾普遍地保留着宗法制的遗存，留存着宗族组织和宗族、家族聚居的习俗，因而，作为家族、宗族的象征和物质标志，宗祠也就普遍地留存与我国的部分地区的民间社会之中。

在我们调查的龙港镇的许多村屯中各自建有本宗族的宗祠，而宗祠一般都有多少不等的田地，成为宗祠田。这些宗祠田来源不仅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实际上是族田的一种形式，其收入主要是用于开支宗祠的活动。因此，宗祠田实际上也就是宗族共产制的一种遗存；这种共产制的遗存，事实上成为宗祠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依托。但是，随着农村的乡土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形式上的宗族共产制已经难以维系下来，很多农民都不再耕田，因此，目前，维持宗祠正常活动的开支，主要由族众共同集资来筹集，如遇重建或对宗祠进行大的维修，这种集资就更加显得重要。所以，族众集资，现在已经成为宗祠的一种主要的物质依托。

 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里，宗祠文化是一项不可蔑视的姓氏宗族文化，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姓氏文化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数千年来都没有间断，虽然在时期，破四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发展甚至受到严重批判，但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一种植根于百姓骨髓的传统，还是迅速地在中国大地蔓延生息，香火不断，最具象的一面，即是宗祠文化。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家庙、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正式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祠宇建筑到处可见。宗祠原为“追远、报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要体现出礼尊而貌严。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宗祠，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过去的宗祠还是处理宗族内部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了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叫“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也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远赴重洋，在海外定居，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  

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宗祠，联络故众。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福州地区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男耕女织，世代繁衍，形成宗族。为尊宗敬祖而建祠，为光宗耀祖而挂匾，为熏陶子孙而挂联，为追溯世系而修谱。于是，建筑祠堂的形制、装饰厅堂的风格，祭祖程序的模式，编修族谱的格式等，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古老文化遗存。它扎根于久远的中国土地之中，蕴藏于深厚的华夏文化之内，包含了建筑文化、民俗文化、族谱文化以及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又是台港澳及海外华人追寻祖根宗源的凭据。它主要呈现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有维护封建统治的糟粕。我们要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重视它，引导它。

 在封建宗法制度占统治时期，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共同维系封建社会的统治，禁锢人们的思维，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宗祠文化建设要加以重视并正确地引导，促进宗祠文化健康发展。

 在宗祠建筑上，既要仿古，也要创新，在风格上要多姿多彩。使其成为异彩纷呈的建筑艺术。但不要攀比，要量力而行。

 宗祠的祭祀，是中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祭祖模式要革新，要去掉迷信色彩。

宗祠的楹联多由各朝代名宦、名人、名家所题，多有教育意义。如福清市海口镇岑兜村“林氏宗祠”悬挂林则徐名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楹联；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店前村的“螺江陈氏宗祠”，有清道光皇帝的御书、启功教授的墨宝。今天我们应尽量请名人献艺，使之成为有价值的艺术。

宗祠的牌匾在于炫耀古往今来本家族的经济、文化、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要男女平等，女博士、女硕士、女能人等同样可以挂匾。如福州义序村黄氏宗祠还突出黄氏后代、女外交家、曾任玻利维亚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黄依娇的事迹。

宗祠组织编修的族谱不仅是宗族史，有时可以成为民族史、国家史的资料。最近泉州发现明代的郑氏族谱，记载郑成功1621年就开始开发台湾的史实，印证海峡两岸同胞脉脉相传的血缘关系，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编修族谱要打破仅记年龄、学历、迁移情况，对杰出子孙所做的贡献、职称、职务、荣誉称号等尽可能加以记载，甚至可以如地方志那样列传。打破族谱只记男的，不记女的重男轻女的现象。

应充分利用宗祠，可作为本乡村历史博物馆、名人事迹展览馆、礼堂、剧场、敬老院等。让宗祠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之一。

宗祠的建筑也是各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独特的艺术性。宗祠建筑选址在同宗同姓村寨的中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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