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谱牒的起源    

       谱牒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谱牒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谱牒，并把谱牒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谱牒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谱牒，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

　　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

     二。谱牒的盛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够维持和发展。即使他们的家族分裂成许多新家族，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堂兄弟？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

　　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三。周代（公元前1000-公元前200年）谱牒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谱牒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关于谱牒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谱牒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四。魏晋至唐代（公元200-900年）谱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谱牒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谱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谱牒。

　　1、谱牒的兴起及其形式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玫匠 ⑷峡傻墓僮 钠纂海 拍芫菀匀范ㄋ 鞘孔澹 鞘 澹 拍芫菀匝」佟⒙廴撕屯ɑ椤９傩薜钠纂翰皇悄骋恍盏募移祝 侨 蚰骋豢に惺孔寮移椎幕惚嗷蜓”啵越凶?F>“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2、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谱牒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谱牒（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详练谱牒”（《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谱牒的。

　　4。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谱牒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谱牒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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