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存在样式的家族文化，曾在漫长的岁月里影响了中国每一个家族的成员，它记录着家族的发源、生息、荣衰、升沉与变迁，成为一种群体的共通文化心理积淀与行为规范，深深地印记在各自的家族史上。由于各姓氏家族的特征不同，反映在该姓氏家族文化中的内容也各有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族的发展，每一个姓氏所拥有的本姓氏家族文化内容，总是越来越丰富、厚重，于是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姓氏家族文化。广义的家族文化包括家谱、家祠、堂号、堂联、字辈谱、家训、家教、家法、家范、义门、家族民间文学等。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家族文化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民间文化五光十色的生动内涵，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遗产，沟通着人与人、上代与下代之间的共存关系。
        按理说来，家族文化（及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姓名文化）应是中国民间文化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内容。这不仅因为家族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曾经广泛地影响过民间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习俗，而且家族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作为仍影响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仍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家族文化（及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姓名文化）长期未能进入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领域，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不少研究课题，反而要由外国学人率先涉足，或经“出口转内销”以后，才被我们“发现”。
         民间家族文化无疑是中国民间文化丛林中的一株大树，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学涵量。本文试图从这棵文化之树上，折取几片有关堂号、堂联方面的枝叶，详加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民间家族文化研究的关注与兴趣。
          姓氏堂号的历史透视
          堂与堂号
          所谓“堂”，系指高敞明亮的屋子，或谓住宅的正屋。古代居室，前为堂，后为室。《论语·先进》：“ 由（仲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由于堂屋是住宅中较为宽敞、考究的屋子，故成了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逢年过节，可用作祭祀列祖列宗的祭堂；遇有红白喜事（婚事丧事），则作为举行婚礼的礼堂，或吊孝的灵堂；有客从远方来，就是宴请宾客的客堂；请老秀才给子弟讲学，又成了讲堂；同时更是聚族而居，围炉夜话，商议家族“大政方略”的会堂。我国古代祭祀祖宗之处还有专门的场所，这就是由春秋宗庙发展而成的祠堂。查“祠堂”之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其时多建于墓所。宋、明以后，民间联宗立祠之风日盛，遂使宗祠遍天下。
          中国人向有好名的习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堂屋与祠堂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给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了。这名号，就是堂号。
          姓氏堂号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凝聚力量。
          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专有的堂号，如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朱姓的“紫阳堂 ”，郑姓的“荥阳堂”，姜姓的“东齐堂”，孙姓的“兵法堂”等。堂号主要用于该姓氏家族的公众物事与建筑物，如家族厅堂、家谱名称（例如《三槐堂王氏族谱》、《紫阳堂朱氏宗谱》）、家庙（祠堂）匾额、家族学校校名，以及红白喜事、春秋祭祖时用的灯笼、祭幛等（如鲁迅绍兴故居高挂的灯笼上有“汝南堂周”）；作为家族个体，则将堂号用于生活器具，如斗、箭袋、钱袋等，上书“某某堂记”，用以区别姓氏，标明族称。由最初的家族堂屋、祠堂的名号扩大为用于家族一切公众物事、建筑物及家族个体的生活器具，这是姓氏堂号作用的历史发展与自然延伸，也是中国人重名心理的反映。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家族符号标志的姓氏堂号与古代帝王将相殿堂的堂名（如林冲误入高俅办公的“白虎堂”）、文人雅士用作书斋的堂名（如陆游的双清堂、丰子恺的缘缘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及商界用作店堂药房的堂名（如仁德堂、瑞发堂）是各各不同的。前者系同姓同宗家族共同使用的符号标志，具有约定俗成的专有性、传承性与宗亲色彩，而后三者则是个人意愿的体现，其作用与室名、斋名、店名无异。
          堂名的类型
          考堂号之由来，约有两端：一是以该姓氏发祥地郡名为堂号，亦即以郡号（郡望之名）为堂号。如李姓的 “陇西堂”、陈姓的“颖川堂”、黄姓的“江夏堂”即是，此可称为郡望总堂号。二是各姓氏之支派，既有    
该姓氏的总堂号，同时又有自立的分支堂号。
        分支堂号又可分为两类：一为姓氏支派以始祖发祥地为堂号。如太原王氏，以后又衍生出琅琊王氏、金陵王氏（汉左王氏）、固始王氏等，有的支派即以此分派世系之郡望为堂号（此也属于郡望堂号范畴，但使用范围不及郡望总堂号广）；二是以先祖之道德文章、功业科第等为堂号，或取义吉利祥瑞，或取义训勉后人向上的文字，而为本支自立堂号，以区别于其它支派，此可称为典故堂号。如王姓的三槐堂、魏姓的十思堂、陈姓的归来堂、任姓的五知堂、郑姓的务本堂、张姓的百忍堂等。
      郡望堂号的寻根尊祖情结
          所谓郡望，即郡中之望族，也即郡中的显贵姓氏。
          郡，古代行政区划名，辖境历代不同。秦以前郡辖于县，至秦则县辖于郡，汉因之。魏晋以后郡上设州，则郡辖于州而辖县。隋唐后州郡互称，宋元设州府，至明则郡废。清沿明制，郡或为府之别名，如杭州府称杭郡，绍兴府称越郡，而郡望之意则相沿未改。古代各姓氏因世居某郡而为当地所仰望，遂有“郡望”之称。所以姓氏郡望，不仅是该姓发祥地的标记，也是氏族人口、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等综合族力强盛与否的反映。
          一般而言，一个姓氏大致有一个或数个郡望，如陈姓的郡望为颍川，徐姓的郡望为东海，张姓的郡望为太原、清河、范阳等。这些郡望之名也就成了郡望堂号，如颍川堂（陈）、东海堂（徐）、太原堂（张）。由于郡望堂号历史久、名气大、传播广，具有强烈的向心作用与精神凝聚力，故在姓氏堂号中使用最广。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许多姓氏的“根”（郡望）都在这里，真可谓“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这些郡望之名（郡号）也就自然而然转化成了各姓氏的郡望总堂号，如：
           太原堂（以郡望太原为堂号的姓氏有）—一王、郭、郝、武、廖、霍、阎、祁、伏、龙、尉迟等２７姓。
          汝南堂—一周、殷、袁、蔡、吴、项、盛、梅、蓝、沙、应等２６姓。
          天水堂—一赵、姜、秦、严、尹、桂、别、庄、皮、上官等２０姓。
          颍川堂—一陈、钟、许、荀、庾、韩等１１姓。
          荥阳堂—一郑、潘、毛、羊、阳等７姓。
          陇西堂—一李、牛、董、艾、关、时、万等１３姓。
          扶风堂—一马、鲁、苏、班、窦、寇等１１姓。
          京兆堂—一宋、杜、段、韦、田、车、史、丰、黎、邢、米、雍等３４姓。
     应当指出，姓氏来源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姓，往往有着多种渊源。如王姓有出于周灵王太子晋的姬姓太原之王，出于毕公高之后的姬姓京兆之王，出于齐田之后的妫姓北海之王，出于比干之后的子姓汲城之王，以及出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可频氏之王、高丽族之王、阿史布之王等。历史上的王姓虽然来源不一，其重要郡望多达２１个，但近现代的海内外王姓华人莫不以“太原堂”为荣，以“太原堂”作为本姓的郡望总堂号。
          对此现象，我们应从文化学角度加以辩证考察。出于春秋周灵王太子晋的姬姓太原之王，是中华王姓的主体，历史悠久，世系众多。太原王氏传琅邪王氏与晋阳王氏（汉初）两大系统：琅邪王氏主要传南方金陵王氏（东晋）、开闽王氏（五代）、三槐王氏（宋）以及赣湘王氏、潮州王氏、琼崖王氏、东南亚诸国王氏；晋阳王氏则传北方祁县王氏、河东王氏、河内王氏、中山王氏等支系。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姬姓太原王氏的后裔由北而南、由内地而沿海而海外，绳绳继继，遍布各地，且谱系清晰，斑斑可考。而出于其它姓源者，如妫姓之王、子姓之王、胡姓（少数民族）之王等，相对来说人口与影响都要小得多，而且越到近代，因谱系难考，都纷纷攀附姬姓之王，以太子晋为开姓始祖。这种现象正是寻根文化求大同、尊古圣先贤的反映。中华文化乃多源合流，中华姓氏也往往是多源复合。姓氏与家族是有区别的，同宗不一定同姓，而同姓又不一定同宗。这是认识姓氏意义的根本。在这一前提下，对远祖的确定和尊重，主要是一种文化认同，人们可以主观选择。确定远祖的标准往往是该人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如李姓以老子为始祖，陈姓以虞舜为始祖）；而对于近祖的确定和尊重，则是血缘认同，即尊奉的祖先必须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血亲祖先，而且特别重视对距今不远的（明、清时代）一房一族始迁祖的崇拜。这也是姓氏支派中产生出分支堂号的原因。
          典故堂号的文化意义
          如前所述，分支堂号也即各支系自立之堂号，其来历有二，一是以分支始迁祖发祥地之郡望为堂号，此意义与郡望总堂号一样，表现的是一种寻根尊祖意识；二是以分支先祖的道德文章、文治武功等为堂号，谓之典故堂号。典故堂号包含着生动的文化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在民间文化中的具体显现。对此需要多作一些阐述。
         A、先说以先祖的道德懿行为堂号。最著名不过的是杨姓的“四知堂”了。据史书记载，东汉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杨震，为官清正，不搞以权谋私，且博览好学，人称“关西孔子”。某日，杨震去东莱赴任太守，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为讨好上司，怀揣金银，深夜偷偷前来送给杨震。杨震坚辞不受。王密说：“您老就请收下吧，反正深更半夜没人知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快拿回去吧！”王密自讨没趣，只好怏怏而回。杨震一生正气凛然，多次上疏切谏，触犯了权贵利益，后被诬罢官，饮鸩自杀。为了纪念杨震的清正德操，弘农杨氏就以“四知堂”作为堂号，代代相传。
         张姓是当今中国的三大姓（李、王、张）之一，堂号较多。以发祥地郡望为堂号者计有：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等，但另还有两个堂号却出于张氏先祖的德行佳话。一曰“百忍堂”。据传唐代寿张（今山东阳谷一带）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合家和睦。唐高宗封泰山，归途幸其宅，询问保守家业、敦睦同族之道。张公艺只写百余“忍”字作答。高宗深以为然，命赐缣帛。以后族人就以“百忍”为堂号。二曰“金鉴堂”。唐玄宗开元年间，群臣多献奇珍异宝为玄宗祝寿，唯大臣张九龄呈献其编撰的《千秋金鉴录》五卷，详述古今兴亡之道，以作治国借鉴。玄宗十分感动，特赐书褒扬。张九龄后裔遂以“金鉴”为堂号。
         发祥于江苏无锡、苏州一带的吴姓，有“至德堂”，此系出自开姓始祖周太王古公＠①父长子泰伯，让位于弟季历出奔“荆蛮之地”句吴自立的佳话。孔子曾盛赞吴姓始祖泰伯为“至德也已矣！”
         范姓“麦舟堂”，出自北宋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据说仲淹遣纯仁至姑苏运麦，舟至丹阳，遇无资葬亲的石延年，纯仁倾以麦舟相助。范氏后裔以“麦舟堂”作助人为乐之典，此亦正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思想。古姓有“国宝堂”，因其先祖北魏尚书令古弼，公忠体国，曾得魏主赞誉：“有国如此，国之宝也。 ”
          以先祖的德操懿行为堂号，反映了家族文化强烈的“伦理－政治型”色彩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给后裔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此类堂号在典故堂号中比较常见，除上述列举者外，还有王姓的“三槐堂”，许姓的“居廉堂”，胡姓的“安定堂”，徐姓的“八龙堂”，钱姓的“树锦堂”，魏姓的“十思堂”，陈姓的 “归来堂”，秦姓的“谦德堂”，刘姓的“重德堂”，任姓的“五知堂”，楚姓的“秉德堂”，邵姓的“安乐堂”，龙姓的“忠厚堂”，郑姓的“务本堂”，周姓的“忠信堂”，蔡姓的“克慎堂”等。
            B、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文章报国”的拳拳爱国之心，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历史上以先祖的文章著述为堂号者亦多有所记，这里介绍二例：
            周姓有“爱莲堂”，系出自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散文名篇《爱莲说》。《爱莲说》热烈地赞美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抒发了作者追求高尚人格的心态，周姓家族遂以“爱莲堂”为志。从前戴姓有“注礼堂”，这一堂号系出自戴氏先祖编注《礼记》的史实。《礼记》为儒家经典之一，系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汉代研究《礼记》的专家为高堂生，高堂生三传弟子名后苍，后苍有两个得意门生，即戴德、戴圣叔侄。戴德，字延君，人称大戴，官至信都王太博，曾编纂订注《礼记》为８５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字次君，人称小戴，为九江太守，复订注《礼记》为４６篇，谓之《小戴礼》，被后世奉为典范。大戴小戴在汉宣帝时曾分立为研究《礼记》的二博士，其裔孙遂以“注礼”为堂号，以此光扬戴氏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
           以先祖的文章著述为堂号者，总是出于历史上那些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鸿儒名宿。如孙姓的“兵法堂”，出自战国著名军事学家孙武的《孙子兵法》；苏姓的“继述堂”，出自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朱姓的“紫阳堂”，出自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室名；白姓的“香山堂”，出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
          C、另有一类堂号，或出于先祖的职官、封爵，或出于家族史上的某一重要事件、掌故，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意识与扬名显亲的社会心理。
         以先祖的职官封爵为堂号者，如屈姓有“三闾堂”，出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马姓有“伏波堂”，出自后汉伏波将军马援；郭姓有“汾阳堂”，出自唐朝汾阳王郭子仪。
          以家族史上的某一重要事件或掌故为堂号者，往往与姓氏演变有关。如翁姓“六桂堂”的来历。据《翁氏族谱》载：唐代进士翁轩官闽州刺史，居福建莆田竹啸庄，系翁氏入闽始祖。宋初，传至裔孙翁乾度，居泉州城刺桐巷，生子六人，因值世乱，为避难，分姓为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分居于朱紫坊、淮阳、竹啸庄，马栏、东林等地。兄弟六人先后进士及第，皆显贵，时有“六桂联芳”之誉。其后裔族人遍及福建各地，莆田建有祖祠，称为“六桂堂”。又，廖姓有“清武堂”。据《廖氏大族谱》载：“明初，张元子入赘廖家” ，为福建诏安官坡张廖一族之源。这派族人从张氏郡望“清河”、廖氏郡望“武威”中各取一字，合为“清武堂”。
            以上所述为姓氏堂号来历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国姓氏纷繁，人口众多，各时期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又各不相同，由此而产生的姓氏堂号自然又各有原因，各具特色。因之，具体到某一地区某一姓氏的堂号来历，应根据该姓氏的家谱记载作具体判别，而不能加以臆说。例如，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出身于广西博白县岐山坡的王姓，其堂号为“金龟堂”，据传系王力的始祖由福建至博白艰苦创业时，掘地得金龟相助而为堂名。笔者儿时在故乡浙江上虞县章镇，所见到的王姓堂号为“敬修堂”。由于儿时不知道向祖父请教，等到需要搞清时，祖父已不在人世，而父辈中又无人了解堂号的来历，因而至今尚未解开吾族“敬修堂”来历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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