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家谱体例沿着欧苏谱例发展。正如元人许有人所说：“宋欧阳公因采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略，依其上下旁行，作为谱图，百世不易之法也”。元人胡助也说：“昔欧阳公、苏老泉皆尝作族谱，后学之所师法，若苏子之言，尤感于人心，可不绎其意乎”?可见元人仍然是以欧苏谱例作为修谱的依据的。不过，随着时代的前进，元人修谱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在继承、借鉴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元人家谱体例的发展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在谱法上，元人已不囿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一体共载的现象；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一图的局限，出现了以大宗谱法作的大谱图。前者可以浙江东阳《黄氏族谱图》为例。该谱图“不以亲疏为间而有所或遗者，恐诸房子孙不必人能有其图谱，而于所亲各致其详也。精者思补其所未备，而无厌其伤于繁哉”?后者可以浙江黄岩《童氏族谱》为例。该谱“所作五世图者十有六，各自为小宗，则首作合族大图”，可见是小宗法与大宗法的综合。在体例构成上，元代族谱已由欧苏谱例的五项内容增加为十一项，即在原来五项的基础上增加了告身、家训、字辈谱、科举、传记、墓图、著述六项。这些内容的记载，事实上已揭开了仿照正史体裁编纂族谱的序幕。

      明代，家谱体例总的原则仍然是参照欧苏谱例。但发展的成份更为突出。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突破欧苏谱例之局限。明代，家谱不仅书五世之近亲，而且还书五世以外之远亲，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一体共载，使谱成为百世之纲纪。前文已述，欧苏谱例不书生女，不书继娶，不书妾，明代的谱例则扩而大之，不少明代家谱，不仅书生女，而且书生女出嫁之夫名与官爵；不仅书继娶、书妾，而且妻妾并书，如若妾之子长，必位于嫡子之前；不仅妻妾并书，而且书妻妾之外家，颇有魏晋婚姻集团综合家谱之遗风。这样，就冲破了欧苏谱例的狭隘界限，更进一步地发展和扩大了欧苏谱例。二是统谱的流行。明代在扩展欧苏谱例的基础上编修的族谱，多半是大宗谱。随着修谱的普及和宗族人口的繁衍，这种大宗谱越编越大。至明中叶“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干百世于一人”的统谱，逐渐流行起来。三是记事范围进一步扩大。明代确立以宣扬和实践“三纲五常”为修谱宗旨后，记载光宗耀祖的“恩荣”业绩，颂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不凡行实，就构成了家谱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孝女传》、《烈女传》、《贞女传》等妇女传记，是前代所未有的。传记的增多，使家谱中的传记体裁逐渐强化起来。此外，在修谱过程中，书写《姓源》用纪事本末体，排列《科第》、《遗文》、《碑碣》等多用编年体，这样便把编修正史所用的几种体裁全部引入修谱，使家谱的记事范围日益扩大起来。

      清代，可谓是中国家谱体例发展最为完备的时代。其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谱书的内容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仕宦记、传记、行状、志录、寿文、贺序、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年表、余庆录、领谱字号等三十余项，使宗族史变成宗族百科全书。另外，在修谱时还讲究一定的叙述原则，即讲究谱书的书法。如《兴化戎氏重修宗谱》的书法是：“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传而不朽”。又如江西《东隅袁氏族谱》的书法是：“谱次：首祠宇，尊神寝也；次祭图，隆祀典也；次家政，明教化也；次坊匾，荣君恩而志贤达也；次派图、次世系，所以序昭穆别长幼而纪子姓之繁庶也；次艺文、次公产，所以表彰前烈而纪财赋所自出也，具兹数者而谱事毕矣。”当然，家谱讲究书法，宋元已开始，而清代在宋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使书法更臻于完善。

以上是中国家谱体例发展演变的粗略轮廓，从它的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窥见，家谱体例的演变反映着家谱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是研究家谱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家谱的基本格式

    这里所指的家谱，是宋代以后的私修家谱。就现存的数量而言，宋、元代是微乎其微，明代已属少见，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综观现存诸家家谱，其修纂形式虽有所不同，收载亦有多寡，重点各有侧重，但就整体而言，多数家谱的基本格式是统一的，体例完整的家谱，大致包含如下各项：

1、谱名

      谱名多称家谱、宗谱、族谱、家乘、世谱、会谱、统谱、大成谱、房谱、支谱等，也有的称为故谱、族谱图、谱传、族系、族讲、世家、谱牒、家谱图、石谱、源渊录等。为了明血统、序昭穆，防止乱宗，谱名前多注明里籍和郡望。如《韶山毛氏族谱》，就在谱名前冠有“韶山”，《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包玉刚先生家族)，就在谱名前注明“镇海横河堰”。清代大学问家纪昀对此作了阐释。他在《景城家谱序例》里说：“谱题景城，示别也，有同县而非族者也。崔庄著矣，曰景城不忘本也。汉将军、晋司徒族系既别，少瑜吴姓，史亦明书，流令源殊，邈无显证”。浙江奉化县《武岭蒋氏宗谱·凡例》也说：“今冠以地名，题日武岭蒋氏宗谱，示别也。”家谱前注明郡望、里籍是必须的，有意义的。但是，在传统社会里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多虚张勋伐，自抬声价，家谱作为史料的缺点正在于此。如全国许多地方的王氏家谱前都注明“三槐堂”，张氏家谱，大都注为“清河堂”便是明证。对此，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曾提出过批评。他说：“魏晋以门第权士，单寒之家，屏弃弗齿士大夫抬以郡望自矜。唐宗重进士科，士皆怀牒就试，无复流品之分。士既显贵，又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已五六百年。惟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日琅琊，言李必日陇西，言张必日清河，言刘必日彭城，言周必日汝南，言顾必日武陵，言朱必日沛国。至于始祖何时，迁徙何时，则概之不问，此习俗至为可笑者也”。

     谱名前除了著名里籍外，还常常冠有修谱时间、修谱次数、祖先官职、字号等，如《同治九年进贤刘氏重修族谱》，同治九年(一八七一)，表示修谱的具体时间；重修，表示编修的次数。记载孙中山祖先事迹的江西宁都县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伯房，表示本谱为房谱，十二修，表明本谱为第十二次修纂。福建莆田《九牧林氏家乘》，九牧，先祖林苇、林蕴等兄弟九人曾同为唐朝刺史，故冠“九牧”于谱前。山东曲阜《孔子世家谱》，即是将其先祖“孔子”冠于谱前，等等。因此，谱名能反映家谱的里籍、修谱时间、编修次数、祖先官职、名号等情况。

2、谱序

    谱序是家谱必不可少的内容，主要记述修谱的意义、修谱缘起、修谱目的、家族的历史渊源及迁徙经历、修谱人员构成、历次修谱概况、谱学理论等内容。谱序的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篇，多则十数篇甚至数十篇。按修谱时间，谱序可分为新序、旧序，新序为本次编修时撰写的序文，旧序是历次旧谱中的序文。一般情况下，续修的家谱都会将以往旧谱中的序文全部保留，因此有些续修次数较多的家谱的序文篇幅较大，往往有二三十篇，多达三四万字。

     按撰序者的身份，谱序分为本族人写的序和族外人写的客序。客序大多请地方官员、绅士撰写。跋文与序文比，相对较少，其内容主要是补充说明修谱的某些具体情况。

      在谱序中，常可见到名流硕彦撰写的序文。如《延陵吴氏通谱》中，名士撰写的谱序就有《朱文公旧谱序》(朱文公即朱熹)《王十朋旧谱序》《文天祥旧谱序》《真德秀旧谱序》《吴登三旧谱序》《杨继盛宗支志》等。在名人序文中，谱学大家欧阳修、苏洵以及朱熹、文天祥等人的序文最为常见，几乎见于各姓家谱之中。其次，便是各姓中值得夸耀的名人。例如方孝孺是明初著名的大儒，人称“读书种子”，后人尊为“有明之学祖”。靖难之役中，方孝孺誓死不为朱棣草拟登基诏书，慷慨就义。由于方孝孺以节义与文名并重于世，为后人景仰，方姓的家谱中便常可看到方孝孺的序文。

      不过，在为数众多的名人谱序中，有相当数量其实并非出自名人之手，而是编谱者的假托与伪造。如民国《义门陈氏大同宗谱》收录了一篇署名朱熹的序文，落款是“龙图阁大学士朱熹晦庵氏拜书  淳熙十五年(1188)”然而，朱熹并未当过龙图阁大学士，落款都出现差错，可见这篇序文是颇有问题的。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几乎同样的序文又分别出现在了周肇丰《周氏合修宗谱》和泉州《刘氏宗谱》之中。伪造名人谱序，大多出于炫耀的目的，以此显示家族的出类拔萃，夸耀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些伪托的名人谱序，往往漏洞百出，有的是时间上相差甚远，如(《象山梁氏家谱》中的朱熹序文，从内容看，朱熹只有在自己死后数百年才能如此撰写。也有的在官衔的使用上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用其他王朝的官职名称露出了假托的痕迹。

3、凡例

       凡例又称谱例、例言、修谱章程、修谱条约等，主要阐明家谱的体例、纂修原则、记叙方法，诸如收录范围，各类可入谱与不可入谱人物的标准，各种著录规则，结构特点，谱中各类目的设立缘由，如何避讳等行范等内容。凡例少则数条，多则数十条，是修谱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一般来说，为了维护家族荣誉，家谱采取了书善不书恶的手段，几乎所有家谱的凡例中都有“不书”的规定，诸如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都不准修入家谱，以免使家族蒙羞。这或许正是“我在坟前愧姓秦”的心态在家谱中的反映。凡例是我们了解古代家谱体例和古人谱学理论的重要材料。

4、目录

也称“总目”，说明谱的卷数、每卷的主要内容，多不注明页码，给检索带来一定困难。“谱例”和目录是识谱的入门指南。一般说来，总目是全谱的目录，而目录是各卷、各册的目次。钞本另当别论，刊本一般在卷首或卷一刊有目录，而山东等地的刊本中不常见到。广东地区等地的目录中被分类为宗支谱、恩荣谱、祠宇谱、坟茔谱、艺文谱、杂录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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