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修谱精神
提要:“盛世修谱”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潮,客家人尤其重视对族谱的编修工作。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的1984年,为了配合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寻根热情,充分发挥家谱在学术研究和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发出国档会字(1984年)7号文件《关于协助编好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可见族谱确实有着重要的价值,也可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养分。
各地各姓持续涌现的重修、续修族谱的行动,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追根溯源、崇祖思亲意识的一种回归。但由于现在的族谱基本上是由民间热心人士组织编写,在经过历史上的各种、灾难的破坏后,成系统的、流传有序的古谱本来已经不多,加上修谱人文化水平参差,也带来了现代家谱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特别是受标榜门第、夸耀历史思想的影响,部分修谱人在追溯祖先历史时,不辨真假、不究史实,或者刻意攀附名人为祖,或者冒认宗派称强,附会、捏造、杜撰的做法确实也会使族谱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而坚持以史为据、尊重事实的做法,在族谱编修中就显得难能可贵了。民国十一年(1922)版梅州《侯氏族谱》收录的第一篇谱序、撰写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古梅侯氏族谱序》,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态度,兹转录于后:
人生天地间,其始也有所自。始之于祖,奕叶相承。人之所知,固无俟于记载,然流传愈远,无所考据,虽博物洽闻者难穷其始,无怪乎趋炎者强认,而谫谫者亦甘附也。故家则不然。彼其谱籍详明,世守不失,溯流穷源,百世可考,焉有昧其所自者哉!此谱籍之修所以不能忘情于怀也。予承族长八十二翁鑑公之命,見家谱多所阙略,而修辑之功,有不容缓于是,辄忘其鄙陋,取家谱旧本,及阅程乡古志,稽考其实而重修之,阙者补之,略者详之,庶乎明且备矣。间有传写差讹,改而正之,以便后人观览。若夫润色以文其谱,则非予之所能也。后之子孙,苟有光前裕后之贤者,愿重加补订以镌之,则斯谱也为不朽矣。时:嘉靖十三年甲午岁八月朔旦,十世孙金谨序。
序文作者为侯金,号梅江,系梅州侯氏始祖侯安国第十世孙,是明代程乡县学庠的增广生。他在谱序中指出,家族历史在古时多出口传,但流传愈久则差讹越多,“虽博物洽闻者难穷其始”,遂造成“趋炎者强认,而谫谫者亦甘附”的状况。梅江公在此阐发了以真实可靠的文字来记录家族源流的重要性,“取家谱旧本,及阅程乡古志,稽考其实而重修之,阙者补之,略者详之”,可见其主持修谱时不单依据了祖上留下的家谱旧本,并查阅对照了“程乡古志”,在目前所知最早的梅州地方志《程乡县志》诞生(谨注:明嘉靖辛丑,1541)之前,梅江公已着意查阅当时地方的文献资料以求佐证,可见其修谱之严谨。
侯氏后裔对祖上溯源慎重、负责的态度,还体现在一则轶事中。梅州侯氏始祖侯安国,于南宋末年由福建宁化来梅州担任教授,培养贤才,作兴文教,但由于他去世后不久即遭遇元军灭宋之乱,以致其祖上失考,梅州《侯氏族谱》即阙记其父、祖以上名讳等情况。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侯氏南波公祠谱》,却记录了梅城侯氏宗祠一副神龛侧柱联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联云:“溯师圣遗徽,理学宗风,与程朱并光艺苑;仰乡贤世泽,麟经教授,作忠孝以表儒林。”上联所颂人物侯师圣(名仲良),是理学大师二程(程颢、程颐)的表弟和弟子,北宋末年由洛阳避难荆门,后讲学来到福建沙县等地,意思已指向侯师圣是梅州侯氏远祖。此联作者为钦赐举人侯寿祺(号星曹),他曾于同治初年北上,拜访了江西寻乌的同宗,查阅了当地的老谱,而据现存江西、福建合修的侯氏族谱记载,侯安国为侯师圣八世孙,因此侯寿祺撰写侯氏宗祠这副对联,所言必有所据。然而其族弟、贡生侯彬却认为,“师圣不过同姓侯氏,与始祖(指侯安国)作对,未免攀附无稽”,于是另撰一联将该联替代,而将其移至次要位置。可见,尽管有相关资料可追溯祖上渊源,但侯氏后裔仍保持着谨慎、负责的态度,在未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轻易以某名人为祖,以免落“攀附”之名。
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支优秀民系,追根溯源、崇祖思亲是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编修族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反映。而以事实为据,不攀附、不冒认强认,也是对历史、对传统、对后世负责任的严谨态度和宝贵精神。上面的两则内容,相信也可以给当代热心修谱的人士以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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