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般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而史料记载中，在清朝我国就有类似的“劳教制度”，尤其是光绪年间出现的“迁善所”，更具“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色彩。
当时，在杭州较早出现的“迁善所”，关押着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来的、够不上按刑律给予刑事处罚的人。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杨乃武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出狱之后，也曾被送去“劳教”过。
1.迁善所，慈善之花结出的异果
“迁善所”的“迁善”，就是将“恶人”关进来，经过劳动改造，教化为“善人”。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迁善所”问世，晚清丁丙编撰的《乐善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光绪初年，杭州城百业凋敝，失业者众。因此，也衍生不少出白天在街头上讹诈、晚上潜入民居盗窃的无赖之徒，百姓深受其扰。这些无赖毕竟没有犯重罪，官府只能是屡抓屡放，无赖们却是屡放屡犯。
这些无赖“一日不讹索偷盗，即一日不能得生，邪僻之路由无恒业”。官方也觉得“其人可恨，其情可怜”，所以，抓了放，再犯再抓，杭城的治安乱象始终得不到根治。
只救助品德良好无污点的穷人，而不救助有污点有过错的人，是当时慈善界一直奉行的信条。但光绪五年，杭城慈善界的几位绅士，却破天荒地向官方提出了举办迁善所的申请，主张“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迁善所收管。酌予衣食，勒限戒除旧习。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劝勤惩惰，勉以自新” 。
时任浙江巡抚梅启照批准了此申请。随后，杭州百岁坊巷内的栖流所旧址改挂“迁善所”招牌，并按所定章程行事：
在迁善所四周加高围墙，内设宽字号、严字号牢房，犯人按案情轻重或牢中表现分别关押。只有最宽号的犯人，才有被保释资格。犯人由府县衙门或保甲局送入。因所押犯人大多吸食鸦片，故进行强制戒毒，由迁善所提供戒烟丸。
犯人每天给饭两次，并强制劳动，“巧者画扇；拙者糊冥洋、织草履、打草绳。勤者准其尽先保出，惰者威以夏楚”。逢初一和十五，犯人还须学习《圣谕广训》、《刑律》等。
犯人劳动，支付工资，其中30%用于狱中，70%由迁善所保管，待出狱时一并给予。迁善所每年所需经费，由杭州同善堂董事筹划。所关押犯人，若有亲友要求保释，由官府及保甲局分别审核。主管迁善所的委员(即所长)，由官方任命的候补官员担任。
有了迁善所，官府便可将之前屡抓屡犯的无赖都送去“劳教”，杭城的治安因之好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报道说，浙省“小窃之患渐觉其少，即街市凶殴秽骂之案亦不多见”。
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抚刘秉璋曾专呈奏折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推荐迁善所，希望朝廷能给予“立案，以垂永久”。
2.出狱后，杨乃武再遭“劳动教养”
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早已家喻户晓。杨乃武曾先后被关入余杭、杭州、京城等官府牢狱，后冤案得以平反，出了大牢。但他后来又被押入迁善所“劳教”一事，却鲜为人知。
1964年，杨乃武之女杨濬留下的口述史料，并没有提及其父被“劳教”之事。只是说，冤狱平反后，“我父回家继承祖业，以种桑养蚕为生。我家世代养蚕，对育种积有一定经验。我父在家传的基础上悉心研究，改良蚕种。”
但笔者查阅晚清报刊，发现1897年5月25日的《申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浙江余杭县已革举人杨乃武，素工刀笔。光绪初年因葛毕氏谋毙本夫葛品连一案牵连及杨，几罹大辟。经其妻二次京控，提归刑部复审，始得平反，仅以所为不端，革去功名，递解回籍。迄今二十余年。初时尚知敛迹，近则故智复萌，时或扛帮讼事。杭州府林迪臣太守访拿讼师，以杨为首，业经解省。审讯后，即发迁善所拘禁，以示薄惩。”
林迪臣，即林启，晚清杭州太守。《清史稿》中也提到林启杨乃武，但未提关进迁善所。而杨乃武“扛帮讼事”，帮人打官司，替人写状纸，并不犯法。但讼师往往因与官府作对，惹恼官员。无迁善所时，官员对付讼师也少有良法，有了迁善所，就可以将难弄的讼师统统送去“劳教”了。
杨乃武妻获悉丈夫被押入迁善所后，再次展开营救。时任浙江学政(相当于今日的省教育厅厅长)的徐季和，曾是1873年(癸酉科)浙江乡试的“座师”，而杨乃武就是在这年乡试中举的，故与徐季和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
杨乃武妻便将申诉状递交徐季和。不料，徐季和对杨乃武并无好感，不仅不施援手，还对申诉状作了“批斥”。营救不成，杨乃武就只能囚禁在迁善所接受“劳教”了。
3.杨乃武被释，迁善所的两次暴狱
那么，杨乃武究竟在迁善所被“劳教”了几年呢？《申报》没有明确的报道，笔者只能根据其它文献作一些推测。
根据迁善所的章程，犯人获得释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因表现好已转入最宽号牢房，二是有保人为其担保。否则，即使“劳教”期满，也不能释放。
1900年3月2日《申报》报道，钱塘县差役颜某曾因“鱼肉乡里”，被押入迁善所“劳教”3年。因表现不好，未能转入最宽号牢房。期满后，官方不但不释放，还作出了再劳教7年的决定。
由于保人要担保犯人出狱后不再犯事，一旦再犯，保人要连坐。所以，一般人都不愿做保人。如此一来，关押在迁善所内的大多数犯人，尤其是外地来杭犯事的犯人，也就难以走出牢房了。时间长了，必然要出问题。
据《申报》报道，1900年4月22日(光绪廿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杭州迁善所宽字号牢房犯人毛金魁、徐阿和等人纵火焚烧牢房，趁乱逃跑。此次，宽字号牢房中逃出犯人56名，严字号牢房中逃出5名，有24名犯人没有逃跑。
事后，官方一方面将毛金魁、徐阿和等犯人抓回斩首；另一方面对未逃跑的24人中的23人给予释放，只有圆通寺住持僧指修被转入到宽字号牢房继续关押。
1902年5月5日(光绪廿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四鼓时，杭州迁善所再次发生暴狱。严字号牢房押犯王之林、顾阿宕、陈阿有等人，将镣铐击断，打死1名看守，毁门脱逃。因第一次暴狱的教训，官府已在迁善所附近扎下军营。闻讯赶来的官兵当场打死越狱犯人1名，抓获17名，只有2犯脱逃。事后，王之林、顾阿宕、陈阿有三人被拉到清波门外斩首示众。
晚清癸卯科举人钟毓龙所撰《说杭州》，对这两次暴狱也有记载，并说：“其时，杨乃武亦在狱中，然未与也。”笔者推测，钟毓龙所说杨乃武未参与的暴狱，应为第一次暴狱。据《申报》所报道，24人中除圆通寺僧人指修没有释放外，其余已悉数释放。
如此推测成立，则杨乃武在迁善所内被“劳教”的年限约为3年，即1897年5月至1900年4月22日后的几天。
杭州迁善所，原确定的收容对象为“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等轻犯。但它不是正式监狱，不必按法律办事，这就为地方官员随意、长期关押人犯提供了场所。“迁善”功能，遂名不副实。(张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