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具形的布币
战国时期齐国的五字刀币
新莽布币大布黄千
蚁鼻钱
秦半两
榆荚半两
前不久,一场中国式“钱荒”吸引了各方的关注。钱荒指的是由于流通领域内货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种金融危机。事实上,钱荒在我国早已存在了几千年,成为困扰南朝、唐宋、明清等封建统治者的大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距今三千年前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这是最原始的金属货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逐渐确立了布币、刀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它们分别由刀、铲、纺轮等劳动生产工具演化而来。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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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始“劣币驱逐良币”
秦统一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这势必影响铜钱的铸量。因铜价较高,故“秦半两”钱价值很高。汉承秦制沿用半两钱,但当时国家很穷,改铸了许多小钱,尤其是一种“小半两”,形似榆树果实而称“榆荚半两”,重不足1克,直径不足1厘米,结果当时就出现了“奸钱日繁,正钱日亡”,但是这只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真正的“钱荒”还尚未出现。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此后的四百多年间,北方政局动荡,北方人口、财富、生产技术大量南迁,东晋和南朝统治时期的江南地区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发展,铜钱的流通范围扩大。而从司马氏代魏,兼并蜀、吴,建立了统一的西晋政权,到东晋南渡,都一直未铸新钱,再加上铜料短缺,铜钱被大量储积,造成钱币严重匮乏。钱币匮乏,导致物贱伤农,国库空虚。
为了解决钱荒问题,南朝政府铸造小钱,小钱重量不及旧钱,却规定与旧钱有同等购买力,人们纷纷剪凿旧钱以铸小钱。南朝政府还将库存的大量钱币用以购买农产品,防止农产品价格下跌,缓和社会上的货币不足。齐武帝永明六年,政府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和买,“出上库钱五千万,予京师市米、罗、丝、绵、纹、绢、布。”但社会货币总量的匮乏不可能由政府一次放出资金就得以解决,况且政府放出的货币又会以各种税目回收,因此钱荒现象数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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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重税收致“钱重物轻”
唐朝前期曾经发生“钱重物轻”现象。在租庸调制下,农民交纳的主要是实物,所以物价变动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是不明显的。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均田制的瓦解使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下去。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资产为宗”两税法来取代租庸调制。实施伊始,“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此后税收日益苛重,终于导致贞元三年末出现“钱重物轻”现象,此后钱荒就一直困扰着大唐王朝的统治者。
为了解决钱荒,唐政府采取一系列管制办法,除了禁止私铸外,还禁止销毁钱币,禁止钱币外流,禁止过量储藏钱币;奖励采铜,收购民间铜器用作铸钱原料,武宗甚至将佛像和法器用作铸钱;同时强令使用布帛等实物货币,并将“除陌”合法化。然而,直至唐亡,钱荒问题始终未获得解决,民间及政府一直使用短陌钱,而且除陌数额日趋增多。
钱荒到了宋代更为严重,尽管宋代铸造的钱币数量多得惊人,整个两宋时期足有几亿贯的钱币铸出来,最多的年份甚至可铸500万贯。宋人总结钱荒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鼓铸不登(铜钱产量不高)、渗漏不赀(铜钱外流)、销钱铸器、私家藏匿。其中鼓铸不登是北宋时期所没有的,它只出现于南宋,北宋时期年铸钱数额在一般年份都远远超过百万贯,“自渡江后,岁铸才八万缗”。渗漏不赀、销钱铸器自北宋初期就已存在,而且屡禁不止。
包恢在《禁铜钱申省状》中提到,南宋后期,日本商船每年有四五十艘到庆元,“所酷好者,铜钱而已”,“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至于“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而且,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宋朝的富家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两宋时已发行纸币,但贬值厉害,而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此外,销钱铸器能够获得巨额利润,“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销熔十两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
元代只铸行了少量铜钱,货币主要流通纸币。元代的纸币称为钞。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败,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引起物价飞涨。加上黄河改道泛滥,天灾人祸,从而导致王朝灭亡,故称“开河变钞祸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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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输入酿“银荒”危机
唐宋的“钱荒”也可以称之为“铜荒”,那为什么金银没有成为货币呢?从史书上看,金银在唐宋大抵只是上层官僚财富贮藏的手段,或者是地方豪强折抵徭役的对价,始终没有成为主要币材。明清时代开始使用白银作为货币,这一期间“钱荒”就变成了“银荒”。
明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出于垄断财富的需要,推行纸钞,禁用金银,但实际上一直禁而不止。早在洪武十七年,明政府就将部分税粮折为白银征取;正统元年,十万两“金花银”的征收更成为与明朝相始终的定例。到了万历时期的“一条鞭法”,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正式确立了。
白银的广泛使用,一定程度上使得明中期社会繁荣,商品价格稳定,资本主义萌芽也慢慢产生了。然而赋税折银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顾炎武曾亲历陕西的“银荒”:陕西当时虽然大丰收,却出现了“民且相率卖其妻子”的现象,原因便是民众无法集纳所需的白银赋额。再加上中国不是产银大国,白银依赖海外进口,一旦海外供给不稳定,势必会陷入沉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当中。明末之际,由于海外白银通道相继中断,辽东战事耗银巨大,国库逐渐空虚,因此不得不把危机转嫁到百姓身上,加上天灾和人祸不断,从而导致明朝的灭亡。
清代前期,由于市场白银量不足,“银荒”现象非常严重,“四海之内,日益困穷”,“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清朝能迅速恢复元气,与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工商政策是大有关系的。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在海疆敌对势力的威胁解除后开放了海禁。据《清朝文献通考·市籴二》记载,康熙南巡至苏州时,见该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赉银而归”。西方人同中国人交易的主要货物就是北美生产的白银。
到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为争夺白银财富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发生“银荒”危机。1845年,湖南有些地区,因“银价日昂,银复艰得,农者以庸钱粪直为苦”。道光末年,四川有些地区“连年丰稔,谷贱伤农,每岁所得,不敷工本”。
“银荒”危机发生后,全国18省1500多个州县普遍存在严重的农民流亡问题,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动荡。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政府试图通过铸造大钱、发行票钞的通货膨胀政策解困,却使得“银荒”危机严重恶化,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延伸阅读
欧洲银荒引出“大航海时代”
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波斯、罗马先后垄断了中欧之间的国际贸易,“从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是从波斯通往东方的白银之路”。公元8世纪到16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崛起并成为欧亚中间贸易的垄断者,海上丝路贸易开始繁荣。亚洲的丝绸、瓷器、香料等被运到了欧洲,而欧洲则在国际贸易上处于绝对劣势,不得不用黄金和白银进行支付。
然而,欧洲贵金属的开采量有限,黄金供给长期严重依赖非洲。1348年,黑死病使整个欧洲银矿业受损,恰恰在同一时期,来自非洲的黄金供给出现了萎缩,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最终造成了14世纪到15世纪遍布欧洲的“银荒”。“银荒”引起了欧洲上下一系列的反应:盐、胡椒、胭脂红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一磅重的“胭脂红”在当时就值一英镑。
此时,《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掀起了对东方向往的狂潮,引发了大量欧洲人一窥东方文明的愿望。对当时的欧洲国家而言,只有付出黄金白银才能得到渴望的东方产品,才能在中西贸易中占据优势,于是国家利益与大商人利益合二为一,两股主要力量驱动的最终结果是寻找金银。
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大量财富被掠夺,印第安人被大肆,非洲黑人被大批贩卖,黄金、白银、香料等不断运回欧洲,世界上近一半的黄金流入西班牙,欧洲借着美洲流入的金银过渡到“金银复本位”时代。
以史为鉴
宋金争夺铜钱的 “货币战争”
在古代生产条件和冶炼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铜来之不易,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就必须对铜实施管制,严禁铜越界外流。1141年宋金议和,但双方处于对峙阶段,当时两国就曾经爆发了一场争夺铜钱的“货币战争”。
金国处于中国北部,大型铜矿较少。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铜钱,金国对于铜钱的输入采取鼓励的措施。金国仿宋交子在河南发行交钞,目的是为了收兑散在民间的北宋铜钱,并全部运到北方女真统治的大本营。在淮北用“短陌吸引宋钱”,宋朝一百枚铜钱一串,到金国六十枚就算一满串。同时“压低物价,套购宋钱”,金国向南宋以成本价售盐,但宋人必须用铜钱买。金国产绢,同样质量,绢价比南宋低将近一半,金国一匹绢价1贯钱,而南宋至少要3贯。以上举措一方面可以在榷场贸易中吸引南宋商客过界,多得课税;另一方面为南宋铜钱运输者带来丰厚的利益,刺激他们携带铜钱与金国贸易。
为了遏制铜钱外流,南宋采取措施严厉查处携带铜钱出关的人,查处措施包括:没收铜钱、加倍罚款、革职、断荫赎。其中断荫赎最狠,就是说从能查到的祖宗开始,死人、活人官职一起罢免。查处虽然很严厉,但弄铜钱到金国能挣很多钱。“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总之,在诱人的巨大利益驱动下,法令虽严,但其结果是屡禁不止。这场铜钱争夺战,南宋一败涂地。
大千世界
短陌:与钱荒如影随形
短陌是指以不足一百实数的钱当作一百钱使用的现象。百文钱为“陌”,十足的百文钱称为“足陌”,不足百文钱的称为“短陌”。这种离奇的货币计量方式,世界各国是没有的,却在我国存在了1500余年,历史上每次的“短陌”现象总是伴随着“钱荒”的存在而出现。
关于“短陌”的由来,最早记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微旨》中说:“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当时这种做法只是少数人占人便宜的做法,为人所不齿,《抱朴子》甚至视为会折寿的行为之一。合理不合法的“短陌”现象突出地发生在南朝萧梁后期。《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梁武帝萧衍时期,诏令规定,“自破岭以东,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以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则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唐朝中后期,由于钱重货轻,“短陌”又一次出现。长庆元年,穆宗敕,“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成贯,不待更有除及陌内少欠”。这标志着唐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一因货币流通规律所致的“陌内欠钱”现象,并作出统一的“除陌”规定。
北宋时期,宋太宗赵光义规定一律以七十七文为一陌,七百七十文为一贯,称为“省陌”。到了后来的明清时期,据《畿辅通志·钱币》记载:“京师用钱以五百为一千,名曰京钱;宣郡以三百三十三为一千,名曰宣钱;通州以东至山海关,以一百六十六为一千,名曰东钱。不知起于何时,相传前明兵饷不足,以故减短之数因地而异。”
“短陌”法可以节约铜钱及铜料,并且在不增加铸币数量的前提下,满足货币支付的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贵族和豪商往往会在放债时按“短陌”法付钱,“足陌”收钱,以此盘剥农民。广东一带盛行的“九出十三归”的借贷方式,就是“短陌”法的继续。
奇思妙想
“理发师妙计”解钱荒
南宋张端义写的《贵耳集》中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秦会之就是当时的宰相秦桧。这段故事讲的是南宋初年,宋国刚刚迁都杭州,北方的金军一直在骚扰着宋国,由于政局不稳,老百姓惜钱,出现了钱荒。怎样增大货币流量,把现金从老百姓手中“逼”出来?秦桧虽然是大奸臣,但也是个能臣,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秦桧叫来一个理发师给他理发。理发本来只需花两个钱,但秦桧却命人取出五千钱赏给理发师,并悄悄告诉他:“宫里传出密旨来,这钱没几天就不能用了,你拿回去快把它花掉吧。”理发师赶快跑到市场上采购各种商品,同时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现行货币将实行大更换,大家有钱快用啊。这下吓坏了那些平时把钱藏起来不肯花的人,于是杭州城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现金流爆炸式地增大,钱荒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京下见钱顿出”。(母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