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认为，相对于西方的“个人本位的社会”而言，中国呈现出的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涵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并体现在道德文明的传承上。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教育中，家中长辈总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教给孩子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而好的言传身教会令晚辈终身受益。

　　通过家教形成的家族风气就叫“家风”。家训，是家教的一种方式。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他的成才与家教密切相关。其父陈敬元，一生不肯入仕。他弥留之际留给儿子的家训是：居家务期简朴、教子要有义方、和平以待人、为官务守廉正、凡事当留余地、恤贫苦乡亲、敬老兼爱幼、富不淫贫不盗。之后的100多年，他的儿子、孙子和重孙，都遵循此家教，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这1000多年前的古训，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这就生动地说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传承不绝的。

　　我们知道，包青天是最恨贪官污吏的，他曾留下一篇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任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公的家训，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包氏家族，在民间广为流传。去过合肥包公祠的人都知道，那里还有一处“廉泉”。当地老百姓说：清官喝了感觉甘甜，贪官喝了会头痛。

　　望族的家训并非只行于一家一族，它往往会成为族规，的对象从直系血亲扩大到宗族成员。一家一户的祖训家训在乡间扩展开了，就有了一族一乡的族规和乡约。大理模山范水，古风翩然。许多白族村寨将道德文明订成乡规民约，刻于石碑或木板上。许多大本曲艺人就是村民敬仰的长者，他们也是乡间执掌道德裁判权的人。遇有诉讼，他们便聚拢村民，唱着曲子数落那些触犯道德准则的人。在这里，民歌具有了裨益教化、表率人伦的作用。

　　有人说，中国缺乏卢梭说的社会契约精神，其实不尽然。在中国的乡村文化里，“乡约”“村规”就体现了中国式的契约精神。陈忠实在《白鹿原》里有这样的描绘：“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这样做的效果是，“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乡约的作用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

　　从家训到乡约，这种道德传承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们今天进行的道德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教育中，它依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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