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政治家中，不乏深谙市场规律的高手，他们以超人的智慧，长袖善舞，呼风唤雨，成为那个时代的能臣。
管仲重金求鹿
有“春秋第一相”之称的管仲，是一位打经济战的高手。《管子·轻重篇》收录了管仲靠“重金求鹿”而使楚国大败的趣闻。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称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很头疼。
管仲告诉齐桓公：要称霸，办法很多，未必要打，运用市场的手段即可。
没有多久，楚国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批来自齐国的客商，他们高价收购楚国的鹿，并到处扬言：“齐桓公好鹿，愿不惜重金购买！”
在当时，鹿是稀有动物，只有楚国才有，但楚国人仅仅把鹿当作肉食动物，花两个铜币就可以买一头。齐国商人一开始花3枚铜币买一头鹿，半个月后涨到5枚铜币一头。
一石激起千层浪。鹿在市场上走俏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楚国。楚成王高兴异常，设宴摆酒大宴群臣。酒宴上，楚成王乐呵呵地说：“10年前，卫国的卫懿公就是因为好鹤，才玩物丧志把国家给整灭亡了。如今齐桓公好鹿，难道他不是在重蹈卫国的覆辙吗？看着吧，齐国很快就会元气大伤，天下还是寡人的。”顿时君臣觥筹交错，额手称庆，笑语喧哗。
几天后，这些出手阔绰的齐国商人又把鹿价提高到了40枚铜币一头。
楚国的农夫们见一头鹿的价钱居然抵得上数千斤粮食，太有利可图了，于是纷纷放下农具，操起猎具到深山里去捕鹿。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有楚国的农民兄弟。后来就连楚国的官兵也都将兵器换成猎具，偷偷去深山里猎鹿。就是这一年，楚国的大片田地都撂荒了，而铜币却盆满钵满。
楚国人很得意：原来致富这么容易啊。接下来的事情让楚国人傻眼了。管仲让齐桓公发布统一号令，严格禁止各诸侯国与楚国通粮贸易。
这下楚国人惨了，粮价疯涨，铜币又不能吃。楚王慌了，派人四处买粮，却都被齐国截拦。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
楚国政权因之而风雨飘摇，无奈之下，楚王只好遣使向齐桓公求和，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管仲兵不血刃，就制服了楚国。
文彦博智破谣言
宋初因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人民休养生息，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铸币量超出唐代20倍。北宋初年，民间流通的货币有两种，一种是官银，另一种是陕西制造的铁钱。
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当政的时候，国家财政渐趋紧张，两种钱币同时流通，国家难以控制市场。于是，便有大臣上书宋仁宗，请求统一钱币，停止陕西铁钱的流通，由国家统一铸币。几乎一夜之间，京城到处传说着铁钱要作废的消息。
其时，陕西铁钱在全国十分坚挺，持有与存储这种钱的人非常多。大家听说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快要作废了，惊得目瞪口呆，于是都纷纷拿铁钱到店铺抢购货物，一时间，人心不稳，市场大乱，不时有械斗发生，社会秩序遭受到严重的挑战。
突如其来的波动，使官府一时没了办法，只好派遣衙役强制各个店铺收陕西铁钱。可商家不敢冒风险，干脆歇业了事，市场上很是萧条。
民心骚动，社稷不稳。宋仁宗对之大为恼火，忧心如焚的他一边追查是谁传出的消息，一边责令宰相文彦博迅速处理此事，平定市场，安定民心。
文彦博是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他历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将入相，有五十年之久，有贤相之美誉。谁也没想到的是，文彦博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用行政手段强制商家收购陕西铁钱，而是将家中的布匹珍玩拿到京城几家大的商户代卖，并且只用陕西铁钱进行交易。一句话，以个人的实际行动来力挺陕西铁钱。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当朝宰相的这一举动，让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谣言很快不攻自破，陕西铁钱又畅通无阻地流通起来，市场上又日渐繁荣。
宋仁宗很满意这样的处理办法，问文彦博是怎样想到这一招的，他回答道：“谣言如风，恐慌如水，风借水势，水助风行。当谣言四起的时候，就像是奔腾咆哮着的洪流扑面而来。这时候，官员们大都主张采用行政干涉，这就好比用巨石堵住洪水，只能暂时缓解，却不能在根本上起到作用。”
洪水是无法堵截的，只有靠疏通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出面堵，远不如以市场的手段疏导更能解决问题。
王安石高价稳市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宁知府。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初登上政治舞台时，王安石就显露了超人的政治才华。
北宋庆历七年（1047），江南地区阴雨绵绵，从春天下到秋天，形成了严重的涝灾，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受灾面积达127个县。米价接连上涨，到了10月，米价就由原来的每石400文涨到了1500文，老百姓们叫苦连天，啼饥号寒。
面对罕见的灾情，政府不能不作为。江南各州府官员一面向朝廷请求援助，一面强力抑制米价惩办奸商。一旦发现有人哄抬米价。轻则没收家产发配充军。重则就地斩首。靠着这种雷霆般的手段，江南地区的米价终于稳定下来，维持在每石500文左右。
但有一个官员，和其他官员的做法大相径庭，他就是王安石。其时，身为鄞县（今宁波）知县的王安石不但不抑制米价，反而发出公文，以政府的名义硬性规定：鄞县境内米价每石3000文。
天灾未去，又来“人祸”。鄞县顿时民怨沸腾，老百姓们无不大骂王安石。因为米价太贵，不少人家只好举家食粥。米商们则欢呼雀跃。发了大财，他们纷纷知趣地给王安石送来金银。对此，王安石来者不拒，一一收下。偶尔有外地的忘了敬献金银，王安石就让师爷前去讨要。如此领导，不遭人骂才怪呢。
时任杭州知府的吕向高，听说了这事，义愤填膺，火冒三丈。只因碍着王家世代为官，实力强大，而王安石本人又是海内名士文人领袖，这才暂时没有追究。吕向高心想，等闹得不可收拾后，再收拾他也不迟。
当时由于陕西一带连年大旱，朝廷赈济多年。如今国库空虚，对江南的雨灾，一时无力救助。到了第二年3月，江南市面上几乎已经无米可卖。黑市上的米价和断线的风筝一样，很快窜到了5000文一石，还常常有价无市。大量饥民涌现，不少人举家外迁。每天都有许多人饥饿而死。昔日风景如画的江南，一时成了人间地狱。
谁也没想到的是，鄞县境内却米粮充足，人民安定。原来，全国各地的商人听说鄞县米价高昂，有利可图，纷纷把米贩到鄞县。宁波的老百姓们，虽然一时间将多年的积蓄消耗殆尽，却几乎没有出现饥民：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王安石就发给银两救助。
后来，鄞县的米粮越积越多，渐渐供大于求。商人们已经把米运来，不好再运回去，只好就地降价销售。米价竟然慢慢降回到了1500文一石。
原来，江南不同于陕甘等贫弱地区。这里历来富庶，不仅鱼米丰饶，而且商业十分发达。普通人家几十年下来，也小有积蓄。因此，乍遇荒年，人们需要的只是粮食。就算米价高，也能承受一时。
原来对王安石恨之入骨的杭州知府吕向高这才发现，王安石真是奇才，自己差点儿冤枉了他。他马上嘉奖王安石，并通令江南各地提高粮价，每石3500文。
对利益趋之若鹜的商人们一听，高兴极了，纷纷竭尽所能，马驮驴运水陆并行，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把米贩到江南来，江南民众终于度过了这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