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坐天下很累》,张宏杰著,吉林出版集团,2012.4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