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的中国命途多舛。在北方，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北狩，并在次年死在热河行宫，将这个破碎的帝国连同不满10岁的继承人爱新觉罗·载淳，一同留给他的嫔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这一年新签订的《北京条约》，又为这个破败的帝国增添一笔高达800万两的战争赔款。而此时，帝国的赋税要源，南方的半壁江山，已然沦入太平天国之手。形容这段历史时，有一句老生常谈——“落后就要挨打”。

　　 但，大清朝真的是“落后”吗？根据一个“吊诡”的数据，就在1860年这一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32.9%，排名世界第一。当然，就算不谈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个“第一”也是靠茶叶、瓷器、丝绸撑起来的。

　　1860年

　　中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数据到底来自何方？

　　 这个数据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2010年在CCTV财经频道热播的纪录片《华尔街》中：“1860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美国只占1.8%，处于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占到32.9%。而到了1900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到15.8%，中国占到11.1%。”奇怪的是，这组数字与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1820年中美全球GDP比重中的数据一模一样。

　　 说到全球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只有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的《175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提到过一个估算的数字，1860年，中国的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确实比美国的7.2%要高，但却比英国的19.9%低0.2个百分点。

　　“神话第一”

　　前数字时代的中国制造

　　 其实，无论是32.9%，还是19.7%，无论在国际上的排名是第一还是第二，对1860年的中国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按照瑞典汉学家毕汉思打趣的说法，中华帝国乃是“一个没有邻国的帝国”，“第一”对这样一个帝国没有意义。

　　 帝国之治理，归根结底不过两大主题：一是税收，所得赋税用以维系整个帝国系统的正常运转；二是，也就是保证帝国系统的运转别出太大纰漏。在这两大主题之下，一切与税收和相关的话题才会被拿到桌面上仔细讨论，比如各省缴纳税赋数额，地方有无叛乱等等，至于贡献这些税赋之人，只要他们不造反即可。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名次和数字都漫不经心的态度，创造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神话般的第一。根据布洛赫的数据，在175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2.5%，直到1830年，这个数据仍然占到29.8%，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即使数据可能有所夸张，但仍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制造”的魅力——仅在1855年，茶叶输出量就高达15793700磅，5年后更上升到4千万磅；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在广州依照西洋画法彩绘后，行销海外；丝绸甚至出现在英国乡村小镇杂货铺的货架上。而衣被于天下的中国织布业，甚至将印度当成了原料产地。

　　 但这个“世界第一”并非一架充满活力、喷吐着蒸汽高速运转的机器，而是由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小手工业者，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拼凑起来的泥足巨人。

　　 在传统中国，制造业被认为是“副业”，丝绸和布匹的产出靠的不是大工厂里联合作业和机器生产，而是家庭主妇一寸一寸辛勤地踏机纺纱，其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更多是为了补贴家计。至于我们津津乐道的苏绣、闽茶、景德瓷等，大规模的生产只出现在几个地区，联合的生产方式亦甚少见，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生产模式。

　　 在清代景德镇，往往一个窑厂的徒工就是一个家族，维系家族产业是这种制造业的根本，个人获得薪酬几乎可以微乎不计，因为所有盈利都会在家族内进行分配。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几乎不会用来进行技术革新——很多家庭以家中的窑和手艺有着数百年的传承而自豪，技术革新被认为是“有悖祖道”。

　　 这种“神话第一”，看起来辉煌无比，但其实就像瓷器一样，美丽、精致，但是易碎。欧洲凭借其强大的技术革新力量强国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中国“神话第一”的地位也走到了尽头。

　　洋务运动

　　 1860年之前，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承认，它维持着一个唯我独尊的幻象，至少在1858年《天津条约》里“自不得提书‘夷’字”的条款之前，帝国仍然固执地对西方以蛮夷视之。而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一种对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渐建立起来。尽管是建立在西方枪炮威胁的基础上，但中国终于发现自己需要得到西方，更确切地说是得到世界的承认。

　　 1863年—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是一个长久以来被遗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为加入国际的游戏规则自觉做出的重大努力。这一切，都被包括在后来所说的“洋务运动”中。

　　 但在中国的标准教科书中，洋务运动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反应。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里的数据指出，从186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份额跌至第二之后，到洋务运动进行到第19年的1880年，更跌至12.5%，排在美国之后，落到第三，之后则是一路下坡，直到1900年跌至令人脸红的6.2%。

　　 这一切真的是这场洋务运动惹的祸吗？实际上，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以来，就已经注定了这种结局：长期以来中国位居的所谓第一，其实是一种不对等比较的产物，相当于瓷器与枪炮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之间的优势，完全是数量上的，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西方的突飞猛进和技术的不断革新，这种对比的差距自然会越来越小，直到前者被后者赶超。

　　 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在国际的竞争中，倚为立身治国根本的四书五经不足以抵挡西方的坚船快炮，由这种对现实的忧愤而引燃的寻求富强之道的务实精神，才是洋务运动的真谛。

　　 在洋务运动中，军事制造业上新技术的引进不会遭遇太多困难，因为这本来就由官方垄断，真正困难的是那些涉及民生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一台西方先进的纺织机器足以让数十位传统的纺织工人下岗。1881年广东南海捣毁裕厚昌丝厂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0月5日那天，数千人前往裕厚昌丝厂，捣毁了他们认为鬼声鬼叫害人身体的机器。但就在5年后，当地的妇女就将进入丝厂当成一种荣耀，“务求占得一位置为荣幸矣”。在山东，当地的纺纱工则将洋纱和土纱织在一起，从而发明出一种兼具土纱厚实和洋纱细密韧性的优质纱布。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在摧毁之前构建中国制造业第一神话的支柱产业，但也正在此时，大众开始了自己的“洋务运动”。

　　 被中学历史课本宣判了洋务运动死刑的1895年，或许更应该认为是洋务运动的涅槃再生。甲午海战败于日本终于挫败了这个老大帝国的最后一丝自负，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此后也被进一步深化，之后的变法和新革，都应当被视为是洋务运动播下的种子的发芽滋长。

　　 至于那个100年后才被计量史家发现的“制造业全球第一”，那从来不是洋务运动要拯救的对象。

　　“第一神话”

　　制造中国

　　 中国终于在150多年后又拿回了“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根据一份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出的占比达到19.8%，比美国高出0.4%，更有兴奋的专家宣称到2025年，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1%。

　　 就连美国人自己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如果没有“Made in China”，圣诞节都会黯然失色，家用电器的故障足以引起一场家庭危机，没了中国制造的玩具，也让孩子屡屡失望。但中国的一名小伙子却为了一台美国制造的iPad 决定卖掉自己的肾。

　　 中国制造与美国制造的差别也正在于此，当美国以高新技术作为制造业的主力时，中国则得意于东莞小工厂里密集劳作生产的牛仔裤和运动鞋。如果说，19世纪中国制造业第一的神话，是由易碎的瓷器和易霉的丝绸堆垒起来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所谓制造业第一，背负的是“世界工厂”的压力。中国又被扔到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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