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的缇萦上书救父开头，让我从缇萦想到了孙志刚、唐慧……再胡乱地想到了法律的修订问题，现代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到法律的修改废，在于现代媒体的宣传和助推，在于现代法律对的保障支持，在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历史的发展，大多是因为偶然事件的发生，才让它能改变前进的方向。

作为平民身份的缇萦，通过上书就让父亲淳于意免除了肉刑之苦，更因让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在史册上留名，她的这种魅力和做法，确实值得人们敬佩，更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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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有一个疑问，二千多年前的缇萦，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她凭什么能够通过一次上书就影响到了“肉刑”的废除？她的这种影响力，即便放在通信异常便捷的今天，也不是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就能很轻易实现的！

关于缇萦的事迹，历史中记载的很少，无论她当时的年龄还是身份，都没有准确详细的记载，让我们无法准确的评说。不过，关于她的父亲淳于意，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却有专门的篇章记载。由此，我在想，缇萦上书这件事，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她的父亲肯定有关，中间肯定也会有一些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

一是，淳于意是一位可以与扁鹊齐名的民间名医。太史公在他的自序中也说：扁鹊从医，为医家所尊奉，医术精细高明；后世也要遵循其法，不能改易，然而仓公的医术却已接近扁鹊之术了，因此才写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中的仓公就是淳于意，还对他的医术特长、从医经过、治疗过的病人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可见他的医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说：“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作为一个名人，在他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上都会引起轰动效应，这也就为汉文帝的关注找到了缘由。

二是，淳于意的犯罪下狱，跟他的行医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他为人治病，判定病人的死活大多都应验了；他经常游访其他诸侯国，有时也不给人治病，替人看病全凭兴趣之所至，尤其是对那些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人不予救治，这让很多患者家都怨恨他。《汉书·刑法志》里记载，有一次在为一个贵妇人治疗时，因贵妇病入膏肓，病重去世，他遭到了诬陷。也有说他因为得罪了齐国的丞相，被诬陷安上了曾经在太仓令上贪污渎职的罪名，被追究处以肉刑。还有一种说法，说他不亲自为齐文王刘则（带头起兵平定吕氏之乱的齐王刘襄的儿子）治病，导致庸医将齐文王治死，被王公贵族诬以“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为理由告官，结果被传到长安去受刑。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淳于意在医学上的这三点开创性贡献：首创《诊籍》，也就是今天病历的前身；其次是发展了扁鹊的医学理论，填补了脉学研究的一些空白；第三是通过公开授徒的方式，打破了医术的传统传授方式。

看到这里时，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淳于意他或许就是因为受到妒忌，被当时的齐地医官们给联合告发诬陷了，只是告发的理由是他以前做官时曾经搞腐败（这种说法见缇萦的上书内容）。

三是，淳于意此时虽然已经辞官为民，因为医术的高明，让他的交往却更加的广泛。比如，在他的病人中，不仅有齐王的儿子、齐王的太后和齐国的高官，有济北王、阳虚侯等外地诸侯，更还在长安治愈过一些达官显贵，他还收了济北王的太医、淄川王的太仓、高永侯家丞等人为徒，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都被他谢绝了。据说淳于意被释之后，曾多次得到文帝的召见询问，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学医经过及为人治病的具体情况。而这些人脉资源，也就为缇萦能够成功将自己的上书递到汉文帝跟前提供了现实可能。

四是，缇萦的上书，并没有鸣冤，而是以自己替父赎刑受过的孝心感动了汉文帝。我国古代就有以钱、物、官秩或者卖身为官奴的方式赎罪，用钱赎罪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就有“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断罪有可疑之处的条件。到了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既然性命可赎，那其它肉体伤害刑自然也可赎。闻名天下的太史公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为了保命写《史记》，只能接受宫刑。缇萦的上书不像民间传说的告御状，也不像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上访，她就是秦律中规定的一种典型的以役赎罪方式，“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缇萦的孝心，打动了汉文帝，让他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他见到上书后，感其孝诚，免除了仓公的刑罚，同时颁发诏书废除由来已久的残酷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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