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来自于鲁迅。鲁迅小说在形式上有西洋作品的痕迹，尤其是俄国人的忧郁与紧张感，一部分作品带有安德列夫的阴冷。可是当写到乡村社会的时候，日本人的经验起了作用，不再是个体化的经验的外射，而是民俗学的因子进来了，同时还有着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式的忧郁与无畏前行的意识。这种超人意识观照下的文化视野，闪现着文化批评与乡愁的多种意念。他认为中国的乡间、民间文化，在明清以后，基本上就消失了。那些古老的存在早就被士大夫化了。鲁迅在小说里发现了中国的乡村，发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些可贵而又灰暗的元素。借着西方与日本的多种参照，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乡土文学。鲁迅的复杂与多维的视野，在后来的作家那里是很难看到的。

　　汪曾祺没有鲁迅的驳杂，缺乏多维的思维，可是他描述乡下的生命，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单纯。作者不忍美的陨落，而是将美好的结局介绍给大家，在紧张里让人喘上一口气来。气象上自然没有鲁迅博大，但内在的复杂还是可感可叹的。在六十岁后，汪曾祺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写作。他有着半个世纪的苦楚的经验，不是故意美化什么，也非去讲什么乡愁，只是从世间的嘈杂里寻一份宁静，打捞些美的片断。这个与鲁迅的状态很远，可是也丰富了乡土的写作是无疑的。在最为空幻的地方也能感到是对现实的另一种投射，未尝不是历史的隐喻。只是心底过于柔软，不忍将笔触直指残酷的面影，有些温和罢了。可是这样的乡土，倒让我们觉得真实，是风俗画与人格图。士大夫的那一套消失了，野趣的那些存在也消失了，诞生的是个性化的禅意的世界。鲁迅、废名、沈从文之后，汪曾祺无疑是个重要的存在，他把走向单一化的乡土写作，变得有趣和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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