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鸿彝

　　社会基本情况与动态动向的调查研究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作，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强国安民”的必要措施。

先秦对社情调研的高度重视《周礼·秋官·小行人》明定：代表王室到各地去的“使者”，要认真作社会调查，其基本内容有五大方面：考察调研并登录各地生活与生产资料状况，研究万民的社会生活环境、生存条件的利与害，形成一份“调查报告”；考察调研各地礼俗、政教、刑禁的贯彻执行状况，有无阻力，并予以登录；研究社会犯罪现状、治安现状，有无触犯刑律条令者，要登录各种犯罪情况，形成“专题报告”；研究社会状况的恶化表现及其因素，按照天灾、人祸、荒芜、困穷等项一一登录；考察良性秩序下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考察营造和乐安宁社会的具体要求。总的说来，要求各地把上述五大主题调查清楚，各为一“书”，定期向周天子汇报，以使天子能够详知天下大势，以便制定对应政策。

上述周代“小行人职责”的几条规定，皆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看来，我国古人对社会治安状况有非常集中的关切。近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社会统计学”之基本内容也包括类似的几项：社会生活条件统计、物质生活统计、社会秩序和安全统计、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参与统计等。

先秦列强的国情统计春秋时期，争霸中的各国无不重视“社会生活条件统计”，无不重视对人口、土地、赋税、车马、粮食、刍草的记籍与核查。在春秋首霸的齐国，国相管仲就把社会调研定为各级官员就任时的首务。他明确提出的从政纲领“国轨”，就是以“计农事”“计六畜之产”为中心展开的。管仲把统计与行政如此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他有高度的统计自觉。在《管子》的《问篇》与《枢言》《八观》等篇中，都反复强调了这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问篇》就提出了七十多个问题供调查用，而且每个问题一般都要求作量化说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治安、生产、生活、民风、民情等各个领域。比如下列问题：独夫、寡妇、孤穷、疾病几何人也？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家？身何事？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国之子弟游于外者几何？一民有几何人食也？男女有巧技能、备利用者几何人？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率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管子》）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警事管理状况。能作这样的普遍调查，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

齐国如此，另一大国楚国也抓住了“统计”这一兴国的关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国司马蒍奄，按照执政令尹子木的要求，在这一年里，完成了登录全国山林、泽薮、川原、皋隰之数的任务，他还弄清了各地兵甲器械的总数。他日夜奔波，“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真是不辞劳苦，用上了一切统计调查手段。楚国就是这样振兴起来的。

秦国是战国七雄之首，它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秦之强盛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要求调查的社会状况很实际，仅关于人户登录的就有“十三数”，即十三项指标：境内仓口数、人口总数、壮男数、壮女数、病弱数、老人数、官员数、士子数、“以言说取食者”数、商贾数、马数、牛数、刍草数。这十三数所反映的，正是国家在平时能够组织利用的生产力，以及战时能够统一调遣的战斗力，反映着国家实力及其发展潜力、发展趋势。可以说，在商鞅的头脑中，有一套社会调研的指标体系。他不满足于一般地知道人口数量，而要求通晓反映人口质量、人口构成、人口关系的一组有机数据。他是有科学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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