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您出个题目，当您看到下面这些不同作者在不同笔记中，对同一位帝王发自内心的评价时，您会想到谁：“仁泽远且大矣”、“不世出之明君哉”、“深仁厚泽、超前绝后矣”……

　　相信屈指可数：汉文帝、汉宣帝、前秦世祖苻坚、唐太宗、宋太祖、宋仁宗、康熙……毕竟封建专制盛产暴君和昏君，出一个明君或仁君，基本上比中彩票的几率还低，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开头所述的那些称颂并不是给所列这些帝王的，而是赞美一位似乎在我们心中“不咋地”的皇帝的。

　　这个人就是因为宠信太监王振，御驾亲征，导致“土木堡之变”，自己也被俘，后来在“夺门之变”中为帝，旋即杀害民族英雄于谦的明英宗，他一辈子干了无数的糊涂事、荒唐事，但却因为临终前的一个举措，从而使自己获得了千古美名，那就是——废除“人殉”。

　　一 秦始皇殉葬者“不下数万人”

　　“人殉”，顾名思义，就是用活人殉葬，死亡的贵族、统治者渴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过着有人伺候和奉养的好日子，于是便把生前供他们役使的奴仆、嫔妃、婢女甚至将领杀掉，跟自己一同埋进地下。这无疑是一种残忍之至、至极的做法，虽然考古证明，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出现了这一现象，但第一个以此臭名昭著的是秦武公，清末刘声木所撰笔记《苌楚斋随笔》里提到“以人殉葬，始于秦武公，当时死者六十六人，至秦穆公，遂用至一百七十七人，而子车氏三人在焉”。《左传》详细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奄息、仲行、针虎是秦国有名的贤良，杀此三人殉葬，等于自毁干城，秦国人做《黄鸟》一诗表达对人殉制度的愤怒。

　　《苌楚斋随笔》继续说道：“至秦始皇，则凡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负责建造坟墓的工匠——尤其那些制造防止盗墓的机关的工匠们，在秦始皇陵落成的那一天也被悉数赶进坟墓内活埋，“当时死者，当不下数万人，暴秦之虐，不特始作俑者，皆为苛政，且愈用愈多，杀人如蝼蚁，可谓酷也！历代人君相沿，用之千余年……”

　　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当做陪葬品，跟那些帝王将相一起埋进了地下。不过总的看来，随着历史的进步，人殉一点点被“简化”，尤其宋代，随着儒学的兴盛，“人殉”这么不“仁义”的事儿，哪个皇帝也不愿意摊上千古骂名，所以极其罕见，即使有，陪葬者的数量也大幅减少。

　　但到明太祖朱元璋，这一恶行又死灰复燃，“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明代学者王世贞在笔记《弇山堂别集》中记录，由于死者太多，而其后又发生“靖难之役”，国家陷入一团混乱，以至于朱棣打下南京夺取政权后，有人提出加封这些宫人的亲属，都很难一一核对名单：“独有所谓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者，初以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为本所千户百户。”永乐初年，朝廷商议对建文帝时期升授的官员该怎么办时，提到这几个千户百户，朱棣“开恩”说：“这几家都是好职事，不动。通调孝陵卫带俸世袭。”后来人们一直管这几户人家叫“天女户”。

　　而朱棣的残暴程度不亚其父，在人殉这件事情上也深得遗传，据《李朝实录》所记：“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于庭，饷撤，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大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圈于其上，以头纳入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三十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女子，其中一人向她的乳母道别喊道：“娘，吾去！娘，吾去！”惨绝人寰的哭声催人泪下。

　　其后的仁宗和宣宗，死后也都采用了人殉，虽然陪葬的人数大为减少，但残暴程度却一般无二。明宣宗死后，被逼殉葬的妃嫔和宫女们的哭声，深深震撼了时年只有七岁的少年朱祁镇的心，这成为他一生挥之不散的噩梦，他就是随即继位的明英宗。

　　二 明英宗为护皇后废“人殉”

　　说起明英宗废除“人殉”，一个很少被正史提及的原因是：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钱皇后。

　　明英宗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之一，从本质上看，他不失为一个好人，如果把人分成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人格，那么明英宗一定是后者，他就像张无忌一样，永远被环境和别人左右着行为，包括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满朝文武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惊慌失措，一种是想着在拥立朱祁钰的过程中官升三级，还有一种想着保卫国家，几乎没有人想到被俘的朱祁镇，除了他的结发妻子钱皇后。这个从十六岁嫁给朱祁镇的女人，为了营救丈夫，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拿了出来，由于没日没夜的哭泣和跪地祈祷丈夫平安，她一只眼睛瞎了，一条腿也残疾了。等到丈夫被赎回后，又跟他一起被关进了冰冷的南宫，过着一种实质上是囚禁的日子。明代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里记载：“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也就是说钱皇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为了换一点吃的，必须拖着病体做一些手工活儿、丝织绣品拿出去卖钱。

　　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英宗和钱皇后这一对患难夫妻的感情，是怎样的相濡以沫，生死与共。

　　“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夺回皇位，对钱皇后更加情深，“盖圣德仁厚，加以中宫钱后同忧患者积年，伉俪情更加笃挚”。

　　《万历野获编》记：在还没有大婚时，年少的英宗就重视人伦。有个名叫周璟的，任云南左布政，妻子刚死就续弦，被革职，后来向英宗上诉说，法律有“父母或丈夫死了，私自嫁娶者杖一百，哪里有妻子死了不让续弦的？请皇上召集大臣，对我的革职秉公裁决。”英宗大怒，没搭理他。第二年另有一官员因为老婆死了，偷偷溜回家奔丧，有都御史弹劾他，英宗却说：“此亦至情可矜，姑贳其罪。”等到夺回皇位后，英宗更将是否忠于夫妻感情作为衡量官员合格与否的标准，一个名叫马良的官员，跟英宗不仅是君臣，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一阵子马良请假回家，给死去的老婆办丧事，没多久，英宗“至内苑，忽闻鼓乐之声”，一打听是马良续弦，英宗大怒说：“此人简直天良丧尽！”从此再也不见他。

　　虽然这些做法听起来有些偏执，但是又让人不免觉得英宗的可爱，古代中国认为“家国一体”，一个不忠于家庭的人，很难忠于国家，一个不忠于国家的人，当然不适合担任什么公职，从这一点上来看，英宗的行为可以理解。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一病不起，知道自己很快将要死去，他唯一牵挂的就是钱皇后，由于钱皇后一直没有生育，太子朱见深的生母周贵妃为了执掌后宫大权，很可能会要求钱皇后殉葬，而那时病残的钱皇后毫无奥援，只能一死。英宗想起了父亲宣宗死后，回响在内宫里的哭声，于是将儿子朱见深叫来，郑重下旨道：“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无论做儿子还是做臣子，朱见深都只有服从的份儿，《菽园杂记》中记：“故宪宗皇帝（朱见深）宾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训也，英宗一言，前足以杜历代之踵袭，后足以立万世之法程！”从此有明一代，再无强迫宫人殉葬的恶行。

　　清代一开始存在着“人殉”，王世贞在《池北偶谈》中记载：“八旗习俗，多以仆妾殉葬。”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皇帝去世后，都有人殉——多尔衮的母亲就是在努尔哈赤死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皇太极逼迫殉葬的。而康熙大帝英迈千古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学习和领悟，所以极其厌恶“人殉”，康熙十二年，有位名叫朱裴的御史建议禁止这一行径，康熙立刻表示同意，并以严厉的口吻下旨，禁止随主殉葬的恶行，延续千年的“人殉”终于画上了句号。

　　三 将殉葬者“钉身于墙”的暴行

　　翻回头来看古代笔记中，经常有一些诡异莫名的“人殉记录”，读来令人后脊发冷。

　　《万历野获编》中有一则是这样写的：“嘉靖八年，山东临朐县有大墓发之，乃古无盐后陵寝”。无盐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丑娘娘”钟离春，墓中“珍异最多，俱未名之宝”，尤其令人瞠目的，是其中有“生缚女子四人，列左右为殉”，四个女子的尸体历时千年，因为那些珍宝的“宝玉之气”所护，居然还未腐烂。

　　袁枚在《子不语》里也写过一则关于人殉的故事。陕西有个姓孙的人挖沟，突然铲子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怎么也挖不动，扒开土一看，原来是一座石门拦在了前面，姓孙的找来工具撬开，发现一条幽长的隧道，通向一座大墓，走进墓穴里，只见“陈设、鸡犬、罍尊，皆瓦为之”。中间摆着两座棺材，尤为可怖的是两边墙上有男女数人“钉身于墙”，都是给墓主殉葬的遇害者，为了怕他们死得不透或者化作僵尸，“故钉之也”。这些人的“衣冠状貌，约略可睹”，姓孙的胆子大，正想上前仔细看时，一阵风突然从大开的石门吹进了墓穴，钉在墙上的人瞬间都化成了灰，只剩下墙上的几枚铁钉，“不知何王之墓”。

　　徐珂所撰《清稗类钞》中，记述了著名的广东盗墓大贼“焦四”的行状，焦四“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此人比胡八一还厉害，“有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处墓葬，便召集了十几个人，“建篷厂于其地，日夜兴工，力掘之”。每挖一尺，必要仔细辨别土质，挖到一丈左右的深度，“陡闻崩裂声，白烟一缕，自穴口喷出，约炊许而尽”，焦四带着几个胆子大的，“使手炬，坐竹筐，悬长绳以下。”下了五丈多长的绳子，竹筐落了地，只见墓穴里有三座宫殿，中间的宫殿放着一个最大的金棺，“列铜人数具，貌狰狞”，前殿是“餐厅”，碗盘具备，可怕的是后殿，“有柩十数，盖当时殉葬人也”。焦四没有管这些殉葬人的灵柩，直接把金棺打开，“则见尸之长髯绕颊，骨肉如石，叩之有声，中实金珠无算，其卧处，铺金箔盈尺，卷叠如席”。焦四把尸体拿出来抛在一旁，将财宝席卷一空，扬长而去。

　　这大概是墓主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不但没法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有荣华、尊贵，而且连自己的尸身都无法保存，徒遭盗墓贼的凌辱，反倒是那些在他眼中永远为奴的殉葬者，反而得以保全。在这个不公道的世界上，有一些隐形的“公道”却往往为我们所忽略：有些人，用别人殉他的文治、殉他的武功乃至殉他的死亡，下场往往连殉葬者都不如……  （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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