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殷杰

　　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是对于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精准概括。但是，语言学研究范式是不断演变的，不能一概而论。在20世纪，语言哲学经历了“语形—语义—语用”三个研究阶段，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已经发生“语用学转向”（thePragmaticTurn），从对语言和文本之意义的探求转向了实践层面的交流和使用的研究。然而，怀特等叙述主义者虽然标榜自己是从史学实践来切入文本研究，却在实际的历史解释中将文本性置于首位，以至于颠覆了历史事实与文本叙述之间的关系，导致其叙述和解释理论脱离了社会、文化语境而完全在文本语境中“兜圈子”。因此，从历史学家的实践来重新考察“语境论历史解释何以可能”，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

　　在思想史研究中，自1969年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发表纲领性论文《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以来，历史语境论的解释策略逐渐成为该领域的核心范式，有些学者甚至将这一研究实践称为思想史中“斯金纳式的革命”（SkinnerianRevolution）。斯金纳敏锐地把握到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义预设及其导致的将经典文本视为“永久性智慧”的谬误。这种研究路径在文本解读和理解上忽视了作者意图和语境因素，往往将文本的问题情境错置，认为经典文本就应该是系统地回答某一思想主题中所有问题的学说，从而把作者的只言片语当成微言大义来比附于相应主题，强行把文本理解为前后一致的融贯性整体，甚至以读者的“后见之明”将某些意义强加于作者。事实上，斯金纳所提倡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intertextualcontextualist）历史解释，将思想史中的文本和主题视为不断变化的问题及其相应解答（即柯林伍德所谓的“问答逻辑”），其思想史研究不只是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思想家提出思想和写作文本的特定时代的普遍性话语之上，而这种话语就是语言、社会和文化语境。斯金纳借鉴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的“言语行为”（speechacts）理论，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将文本视为“行动”，考察文本产生的思想语境和政治语境。这样一种历史解释就超出了文本的界限，而将文本与行动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出来。从本质上讲，斯金纳的解释策略十分强调对文本的语言学语境（linguisticcontext）的把握，这一点与叙述主释并无二致。但是通过斯金纳式的努力，我们能够揭示出文本中的意图和行动隐喻，从而融合文本性和语境性，构建出一种语境论的解释理论模型。

　　总体来看，当代历史解释研究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行动解释的论域，进入到了对解释的语言、文本和叙述维度的考量，历史解释本身已经文本化了，而历史事实也变成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所谓的“语言学上的存在”。怀特的语境论历史解释虽然揭示出历史编纂过程中语言语境与文本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并没有真正将史学实践中对于事实和证据的依赖考虑进去。而奥斯汀等人所揭示的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ilocutionary）功能却为我们考察文本之中蕴含的行动意向提供了思路。斯金纳的历史语境论就是在这种语用学维度下建构历史解释的一种有益尝试，这与历史解释的实践诉求不谋而合。在史学实践中，文本与行动、话语与语境都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很难忽略其中任何要素来片面地谈解释。此外，作为历史编纂和史学理论的核心论题，历史解释的根本目的是对历史现象进行意义建构，而意义的生成和建构都是在文本、行动与语境的互动中实现的，因此，语境论作为一种横断性、整体性的研究纲领，能为历史解释问题的求解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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