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欣

　　北京，一座内陆城市，怎么让海运掌控了生命线？这个有点八卦的命题，不免让人心生蹊跷。

　　蒙古人忽必烈继位后，于至元九年迁都北京，定名大都。不过他也为自己出了一道极为棘手的难题：初为统辖大江南北的国家首都，人口由十几万暴涨至80万，最迫切也最难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

　　如何把巨量的粮赋运到北京？这让忽必烈颇为抓狂。他的视野终点绝不只是北京城，他梦寐以求的是让蒙古马靴把整个世界的版图都踩在脚下。但他必须有一个稳固的起点，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立足之处。

　　忽必烈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

　　百般无奈时，有人提议走海运——这是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

　　海盗救了大元帝国一命

　　中国的南粮北运，历代皇帝都不敢打海运的主意。那片神秘莫测的海域，每个漩涡、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

　　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以夷制夷，这是忽必烈重构中国秩序的另一个支点。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区）人，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今上海嘉定区人）结伙贩卖私盐，后来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

　　三人受命后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60艘，这是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继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为鼓励船队，每人按一户5口计算发放口粮。

　　至元十九年，“海盗们”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二人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海运船队驮粮46000多石自平江（今江苏省昆山市）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经（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今连云港市南海洲镇），历胶州（今山东省胶县），一个多月后到达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水程共计13050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最终在海津镇（今天津地区）靠泊，一年后这批粮食才运抵大都。历尽坎坷的海上漕运，为南粮北运敲开了一扇崭新却又是凶险之门。

　　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据《大元海运记》、《元史·食货志》统计，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罗壁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嘉奖：任命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朱、张二人也因开创元代海运而载入《元史》和《新元史》，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朱清并没有走上仕途，继续痴情于诡秘的海上世界。他置办大批海船，与多国进行贸易，令刘家港成为著名的“六国码头”。他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田园庾廪遍天下，商舶交番夷中”，以致朝廷“赐钞印，听其自印”，“富并王侯”，“富倍王室”，“富贵为江南之望”。就连他的子女、族人、家奴等也被封为百户、千户、万户，佩金银符者多达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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