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湘潭大学历史系　蒋波

　　如同我国早期民族构成一样，先秦地域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异中有同的“多元一体”格局。作为“多元”之一的楚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同时具有较为鲜明的精神特质，以忠贞爱国为其代表。楚人的爱国不仅是贵族为维护自身统治所表现出的强烈情感，也是不少平民百姓的情怀。

　　爱国情感直接而真挚

　　关于楚人的爱国传统，《战国策·楚策一》曾有精要概括：“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其中，有爵有禄者，如屈原等人的爱国行为，早已为人熟知。又据《史记·秦本纪》载，楚国有难，大夫申包胥前往秦国求救，秦君起初不愿发兵，申包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最终打动秦君。另外，还有“断脰决腹”的将领，他们在外吃了败仗，大多引咎自杀，以示无颜面对楚君和家乡父老，如司马子反与楚共王兵败鄢陵，共王主动担责，宣称乃“不谷之罪”，并派人安慰子反，子反回答道：“侧亡君师，敢忘其死？”最后自杀谢罪。

　　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则主要指楚国平民。在楚国历史上，平民“忧社稷”的事迹很多。《左传》庄公十九年载，公元前675年，楚君堵敖率师抵御巴人入侵，大败而归，城门守者鬻拳紧闭大门，不让他入城，“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因为鬻拳认为兴师动众却无功而返，无益于社稷。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楚都郢城，城中父老劝慰楚王：“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于是奋起抗击，誓死捍卫都城，“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战国末期，楚在与秦的较量中失败，江汉地区被攻陷，楚被迫迁都河南淮阳，但后来“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夺回“江旁十五邑”。在秦楚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楚回师故地，显然得到了楚地遗民的参与和支持。

　　楚平民阶层的爱国事迹不仅有史可考，且与贵族和其他官吏的爱国行为有所不同。平民的爱国感情直接简单却真挚，毫无势利成分，贵族官僚爱国既是“为爵禄”也是“忠君”，譬如到秦国乞援的申包胥说，“吾为君也，非为身也”，表现出浓厚的忠君色彩。平民百姓的爱国不一样，他们是纯粹的“忧社稷”，而非“忧君”，参加郢城保卫战的平民蒙谷说，自己是“社稷之臣”，不是“人臣”，“‘谷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岂悉无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无冒。故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蒙谷是也。”这一态度与为爵为禄者相比较，泾渭分明。

　　与地域认同息息相关

　　楚国平民之所以忠贞爱国，与楚人的地域认同意识、楚国的“抚民”政策有关，也受到爱国贵族的影响。

　　其一，与楚人的地域认同意识有关。楚人最早生活在中原一带，后迁到江汉地区，但他们不以源于中原自傲，反而自称“蛮夷”，西周楚君熊渠、春秋楚武王都说过“我蛮夷也”。楚国与其他诸侯交往，同样不避讳“蛮夷”之称，王孙圉出使晋国，与晋定公、大臣赵简子交谈，就有“楚虽蛮夷”之语。“蛮夷”这一称呼反映出楚人对南方文化、族群的深切认同。正因为没有“蛮夷”偏见，楚人很快获得当地人认可；因为共同的蛮夷身份，南方各族对楚国也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其二，受统治者爱国情结的熏染。楚统治阶层的社稷意识较为强烈，这一风习势必影响平民百姓。屈原流寓外地仍“眷顾楚国”，虽九死而犹未悔，其流风余韵浸淫大江南北。即便是平庸的楚怀王，也曾表现出执著的爱国感情。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国，秦要他割让巫、黔中两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最终客死秦国。消息传入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一位老者甚至发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呼声。在楚国历史上，怀王并非明君，老百姓却长久怀念，一方面是怜悯怀王的遭遇，另一方面更是受怀王爱国事迹的感染，进而成为一种图强的力量。

　　其三，楚国“抚民”政策的影响。毋庸讳言，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平民百姓属于对立阶级。但是，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亦不得不注重百姓的生存状态。在东周列国中，楚国统治者的这一意识较为突出，例如，对南方各族采取认同、抚恤的做法，“抚有蛮夷”；有时甚至将百姓是否安稳作为国家出师作战的标准，《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国因“未抚民人”，放弃了一次征伐。《左传》哀公元年也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正因为这一“抚民”政策，老百姓对楚国有一种特殊感情，民心可用。

　　爱国情怀影响深远

　　平民阶层的爱国情怀在楚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旧楚之地居民的个性有着深远影响。

　　首先，平民对楚国的认同，加速了南方地域的民族融合，为楚国由弱变强、开疆拓土提供了平稳的内部环境。西周初期，楚人从中原南迁，求生存于山谷之间，并不为外界重视和注意。但由于自称“蛮夷”的策略，楚国逐渐得到当地诸侯和部族的认可，“甚得江汉间民和”，“蛮夷皆率服”。后来，楚“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开拓江南地区，其过程同样较为顺利，蛮越属楚后基本上没有叛乱，江南地区成为楚国的粮仓，这为楚国在北面的争霸、兼并提供了保障。到战国中期，楚基本上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实力与秦国不相上下，“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总之，平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是楚国发展、壮大及舒缓国难的重要力量。

　　其次，楚人的爱国行为、爱国情怀在后世旧楚之地产生了持久影响。秦末各支起义队伍中，刘邦、项羽均自称“楚人”或“楚将”（战国后期，楚境扩大到安徽、江苏一带），陈胜、吴广则直接打出“张楚”的旗号。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的简牍文字中，不仅沿用了楚国独特的月名来纪月，还赫然可见“张楚之岁”的字样，可见秦末“张楚”呼声得到了楚人的广泛响应。秦汉之后，这种影响仍然存在，《隋书·地理志》说：湖南、湖北深受楚人“劲悍决烈”风气的影响，蕲春、庐江等地风气果决，视死如归，也是楚地“旧风”。唐宋以降，包括楚平民爱国情怀在内的楚爱国精神已融入华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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