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杰荣

　　希腊初始时期的西方形而上学构想与希腊哲学最初的开端设计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是在希腊哲学演进中与形而上学的精神类型具体走向的独特设计有着内在联系。具体地说，希腊哲学的初始奠基与哲学自身的现实介入有着大自然背后的导演及其对希腊哲学自身的客观约定。例如，希腊哲学的起源有着一种神秘的“和谐”的氛围，在这一阶段里，希腊哲学的发端是缘于对希腊哲学初始奠基的场景的固化以及对哲学概念的确定性的把握，可以说这一确定的引导性方向的不断前移以及哲学多样化样式的积极出场，使得当时哲学规定的形状和相应的类型有了初始性的当下的在场。

　　从对西方形而上学起源的观察就会发现，在早期希腊哲学的构成要素中，在其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中就有着哲学样式的“外显”的形状和“内敛”的规定的交织。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的雏形自身就包含着哲学的内在差异性的对峙，其中一个主导线索就是对希腊哲学里所拓展的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相持与相宜的关系。其实，西方哲学概念的“外显”的样式和哲学概念的“内敛”的规定似乎对哲学自身的演进有着潜在的重要价值。依据罗素的看法，我们所说的“哲学的”规定“乃是两种因素时而分离，同时又是时而交织的精神规定的混合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罗素的这一判断意味着，希腊哲学乃至西方的形而上学自最初点开始就是一个包含着异质性的合成性之规定，其合成的不同方式和合成的具体走向总是与特定哲学背景下的精神运转的指向有着密切交织与关联，并在现实的历史中的各种要素“纠缠”与相互挤压下，逐渐形成着哲学本身的价值取向运转的空间和作用的空间范围。

　　从哲学的外在表象的层面上观察，即使从单一的外在的向度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希腊哲学所蕴涵着的哲学雏形中所埋下的哲学种子的精神价值。可以说，尽管在初始形而上学类型的历史发展的精神阶段里，罗素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更加突出了早期形而上学的“合成性”的精神性的基本特征，从早期希腊哲学发展的渐次性“筑形”具体设计，到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精神间距可能存在的确认，这一演进逻辑比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形而上学的二重化规定的铸型结构与形成的具象过程。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地强化了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基本样式的理解，并在相当程度上固化着对形而上学的自身结构的安排和总体把握。

　　需要指出的问题在于，或许这里的分析会逐渐管窥到西方形而上学的自身所存在的双重性分离的诸种可能，因为就西方哲学而言，形而上学就其初始规定和后续的演进都与形而上学的早期奠基有着固定的结构性的联系。这一关联的制约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一复杂的性质有着越来越焦灼化的碰撞性的可能。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发现形而上学本身的内在纠缠，也就是说哲学或形而上学本身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异质性发展的趋向，因此才能看到在这一精神的图景里所能映衬的多向度的诸种发展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于科学原则的生活艺术的实践意义”。希腊哲学的演进线索通过当时形而上学自身的指向空间，以及对自然的演进线索与人文的演进线索似乎在不对等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着各自不同的具体方式。因为形而上学的发展似乎有着固有的“惯例”，此外也经常发生某种偶然的“特殊”的偏离。按照哲学史的理解和延伸出自身的演进逻辑，可以比较真实的得出对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其自身内在价值的说明；形而上学自身内在价值在现实的互动中，总是借助于历史的具体样式与思想的经验把握来触及着历史性的现实。

　　如果对哲学史的不同精神境遇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历史上的哲学就可能展开不同维度或者说精神的图景各异。这是由于在初始的形而上学的内在价值演绎里，形而上学自身的内在价值因素概念的流动大都意味着形而上学的产生与现实的铸成有着不同的步骤和韵律。例如福柯对哲学的非对称性关系的理解，直接指出了关于形而上学的阐述需要在哲学的非对称性里，才能有着对哲学规定的透彻地理解。按照文德尔班的理解，在早期的形而上学结构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规定的多样性之结合，正因为如此，也就存在着一个理解形而上学框架本身的判断与视域的问题。至于这两种因素的比例关系以及内在的关联强度则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路线。这是因为对形而上学产生原因的阐释与希腊早期哲学的凸现或存在的不同具体要素有着联系。一方面，希腊哲学对自然的探讨和对本体的建立发生了特有的联系，同时另一方面在其他因素的引导下，形而上学的对象逐渐被建立起来。形而上学的初始构建显然与对哲学的对象之抽象性规定的提升有着关联。进一步的分析会看到，形而上学的内在架构与形而上学的初始奠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形而上学既要有自身的内在排位，又有着自己的内在结构。从形而上学的奠基来看，哲学作为沉思的积淀成果必然呈现出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运转的方式。在这里，最初的形而上学框架，一方面要确立着自身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要突出强调形而上学要素的排位次序和产生的形成机制。在这里，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在哲学自身的内部里，形而上学自身中所形成的交织性的内在要素的勾连与碰撞；以及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在其自身的范围内以超出自身的限度，进入到哲学形态“异质性”的不同状态的诸种类型。需要注意的是哲学的“异质性”规定似乎有着更为深远的未来冲击力，这就是说形而上学自身的内在“纠缠”在传统哲学的框架里只是自身显示的某种精神自语的空话而已。在马克思的现实视域里，希腊哲学的概念图式和哲学自身“内在”的纠缠充其量是精神的自身所形成的某种概念而已。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在哲学架构中逐渐形成的形而上学异质性的张力与最初的形而上学初始样式的设计有着内在的互联性的交叉的精神或概念之间的关系。因为希腊哲学的奠基与其可以借鉴的资源有着互补的诸多可能。例如，对哲学的非定形之内容的概念呈现与后来伴生着的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设计与依靠的讨论，以及对哲学资源的不同类型和走向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着形而上学的逐渐成熟并逐渐趋向于外在的现实走向；同时也使得形而上学的“内在纠缠”有着多向性的展开。需要指出的是，就形而上转的自身要素的内在排位而言，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将实体的种类给予分别的划分，同时把实体分为有差异的不同规定的存在。显然，亚里士多德设立的所谓“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是有区别的，这意味着即使在同一位置的“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排列依旧是不同的，因为对哲学顺序的划分和规定的阐释使得形而上学本身有了内在的迁移和进一步调整的现实可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希腊哲学的早期样式的演绎历程，是亚里士多德在思路上逐步确认形而上学的自身结构包含着差异性存在的过程，这也证明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与实体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错位现象。

　　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形而上学的形成涉猎到不同因素的相互组合，这一组合不仅是位置的变化，而且是规定性的内在的相互交织。从概念的规定理解中，形而上学的本体形成和实践理性的方位确定都存在着一个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是说，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吻合以及相互对立的情形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者关系会有部分的倾斜和部分的偏离，这是因为哲学自身的不偏不倚只是在绝对静态的结构里，或者是在抽象的理论空间完成的，这里揭示的图形只能是一种超验的静态模型，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这就使得哲学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只能是在思想本身的一种内在实现的方式。从这一点分析来看，实践智慧是指和理论领域的智慧及其制作领域的技巧相互有别的实践领域的智慧。在这里，我们需要在深层的构架中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诸种原因的阐发，特别是对目的因的格外关注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建立起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至上精神体系，并在此前提下确立和强调哲学的“原因”与“原则”的不同这一关键环节。因为哲学自身的奠基主要是在哲学的空间里展现和延展的。例如在理论理性的建构里，概念的主导性由于其自身具有更多主动地导引线索更为关注其自身的圆融性和整体性的旨趣，这就使得在理论理性的指认里以及对实践理性的外在原因的牵引里，有着不同的节奏和韵律。其实，对哲学自身原因的挖掘只有在对其规定的环节里，才能比较清晰地展现其发展的不同之处。

　　从大的哲学背景之向度观察，希腊哲学的起源和铸成有着历史的演进逻辑。希腊形而上学在演进的过程里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内在架构。按照人类演进的精神史发展预期可以看到，希腊早期形而上学的自身架构中，自然地包含着几种交织的因素，并在其运转的过程里各自形成了自身相对独立和各自依赖于“它者”的协调机理和初步框架。事实上，早期的希腊哲学无论是概念论形态，还是意识论抑或二元论，其自身的基本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形而上学体系里的相互协调与校正。在对形而上学演进线索的细微观察中，在破除表象的外在幻想后，我们可以逐渐厘清形而上学成长的高低错落的走向与可能的前景。

　　理解希腊哲学的早期过程可能有这样一个分析的路径。“位于柏拉图哲学中心的是这么一种信念：我们用自己的五官所感知的日常世界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他认为，正如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指明的那样，世界是不稳定和不完美的，它像不断变换着和消失着的五彩斑斓的锦缎那样。”值得说明的是希腊哲学对世界的看法内在涉猎着希腊哲学本身的价值及其对后续哲学样式的承接。在这里，哲学的初始样式在自然与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印记或初始符号的显现。因为此时的概念包括更早的有关人自身表达的精神凸显似乎都在一种“形质”的演绎里，逐渐趋向于概念规定的相对性确定。西方哲学的早期定型与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快概念的旋转和自身规定的“固化”。西方哲学这一推移的进程在后来的精神铸造里有新的可能性的生发。柏拉图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有着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元素，并以综合的方式流溢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路之中。因为柏拉图的理念或者形质(“idea” or “eidos”)，按照其本来的意义，理念和心中的思想是无关的。这一思路从总体维度来看，蕴含着一种基本的异质性的理解，即“形质”与理念的联系在于借助形而上学的“形质”的规定可以通过依赖形而上学的推移，努力地向理念本身接近。

　　亚里士多德的阐述使得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有了更大的概念铸就与精神规定的空间。因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理应需要一个新的维度和新的层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形而上学自身的规定看作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形而上学在一定条件下表现的方式可能是异在的，这里所说的“异在”的规定似乎包含着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结构与走向的说明，甚至是对二者相互分离的破坏性的或消解性的阐释。这里有必要提及以前哲学家的不同理解，如荷马和赫拉克利特对灵魂解释上的差异。如果将智慧看作是自我的，那么荷马的“自我”是行动者，赫拉克利特的“自我”是干燥的灵魂，同时还应注意到，在哲学的不同因素的引发中，开始逐渐确认哲学的甚至兼有逻各斯维度的认知或分类的功能。从历史上的传承线索与西方哲学板块的缝隙或者裂痕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在其生成的过程中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这一精神的原初基因似乎印证着形而上学的几度兴起和后续的沉沦。形而上学矛盾的渐次展开，既影响到形而上学类型学的变化，也或隐或现地佐证着形而上学的消解和新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在于求真，而在具体分析的求真路径上似乎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和具体的路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是在对“真实”和“真理”的理解方式。在这里，哲学的外在类型逐渐被内在的精神所感受、所充填，并与外在的“事实的”形指的世界有了一种别样的路径分离。

　　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初始设计中，我们可以逐渐确立关于哲学阶段性的理解和相对性的对概念与现实的把握。在哲学史的前期阶段中，概念的构成与对象的关联及其演进在理解早期哲学或形而上学奠基中意义重大，对其后哲学的类型以及哲学的方向等细致的方案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践智慧的规定在于：一是实践智慧先于理论；二是当事者本人在限定的空间里有其阐释权。西方形而上学本身蕴涵着概念的内在构成与逐渐展开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内在的时紧时松的固有张力，早期形而上学一方面持守着张力之间的某种平衡，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发展就是要破解暂时的平衡，不断地找寻着新的演进的旨趣和延异的方向。

　　按照马克思对哲学走向的理解，以往的哲学通常将形而上学的原初结构和规定看作是一个同质性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在原初的理论哲学的视域里，这一认定已经有着长久的精神历史。这一认定所看到的主要图景是形而上学的成长既受制于形而上学的原初性质的呈现，又根源于对早期形而上学自身结构的维护。就其内在的封闭性的框架来说，无论是早期形而上学的理论理性架构，还是在初始的实践理性凸显，二者都是在形而上学的结构内部以实现在精神的旋转里，完成自身的华丽而又非现实的转身和转型。从哲学的现实需要阐释来看，任何一种类型的形而上学都会以特有的无法预计的方式显现着某种确定性的历史现实，也就是说，哲学的内在价值和哲学的“外显”效应有着现实的基础。这样提出问题的价值在于标识着形而上学本身不是一种空泛的“虚无”，而是折射和蕴含着某种“现实”，但是问题在于，最初的形而上学有着一个移动的欲望或者说是具有一种内在的“想象”，使其在理性的控制中沉静于自身的位置以保持着恒定的精神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学的两种面向在本质上是非对等的衔接，因为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建构中，形而上学的理念面向与形而上学的实践面向尽管有着一定相互依存的联系，但印证的方向和依赖的厚度都有着根本的差异。理论哲学的旨趣是面对着抽象的“本体”，同时与其所处的理念背景密切相关；也可以说传统形而上学的重点是关注本体，而马克思实践哲学关注的内容则是现实的历史的境遇性的事实。因此按照实践哲学的旨趣理解并与理念性的单一性追求相比，实践性的视角则是在对现实的多样性的展开过程中，把握现实实践活动的内在机制和改变世界的现实动力。正因为如此，与概念性的理念价值相比，哲学的概念在不同历史维度的交织中，使哲学的现实要素在不同的前行里有着不同的溢出，看来西方古典哲学的抽象性之顽疾似乎对实践智慧的理解或者实践本身的把握总是与特殊性或者历史性的失误有关。

　　在当今的时代精神背景下，我们需要看到，哲学的这一内在“纠缠”与对立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本体和现象的现代阐释及其对中国人文精神铸就和价值提升的可能性等问题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现代说明，对人的本性二元性的历史勾画和对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和世俗性的交织的内在理解。与西方哲学的理解问题的僵硬建构的特点相反，对这一系列的对立性范畴的当下形成与建构既可以凸现着现代形而上学的丰富内容，还可以拓新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现实理解。

　　此外，中国化的本土性的形而上学在这一维度上，已经初步地设计出重叠性地包含着对“成己”与“成物”、意义与价值、精神与境界以及发展的基本价值。在这里可以考虑的是在精神阶段的发展中就根本问题研究的几点结论而言，是否可以将哲学的问题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这几个问题具有弹性的延异空间，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本身隶属于一个非知识性和非概念性的领域，是一种需要努力，需要不断回旋的精神域线，需要在一个问题的理解上周而复始的重复。进一步地说，形而上学的内在张力是在对人的本性阐发的差异性间距里进展的，因为形而上学的非知识性特点迫使其自身有着内在的回旋和撞击，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构与异构对精神的形而上学来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在理解这一过程中，培养着自己的洞察力，尽管这一培养的过程是一种无休止的精神自身的努力，同时在这一精神自身的确立和价值显现中，我们会看到形而上学细腻的不断攀升的印记和在历史与现实缠绕中的划痕。

　　可以说，形而上学内部的相互抵触同样需要在精神形态的呈现上给予相应的配合，概念的对峙性规定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必然转化为外在的冲突，这就将问题的实质以展现的方式逐渐演变为外在的现实。因此，借助于某一限度的观察，我们会注意到，形而上学自身的内在价值恰好在外观上凸显着其“交织”和“偏斜”的特有韵律。就其指向而言，形而上学的结构性内部总是会存在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勾连。同时在形而上学的“纠缠”和“交织”中，我们能感受到形而上学的弹性和精神的流淌的可能。在这里，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维度进一步地探讨形而上学内在架构中的差异化的张力关系，似乎有可能在新的历史层面上，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及其派生的诸种类型，也可以在新的视域里理解现代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形而上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BZX114)、辽宁省教育厅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价值观建构”(项目编号：ZW2012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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