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平

　　长93厘米，宽33厘米，厚24厘米。野牛头盖骨，两角上翘，石化程度较高，尖稍残。1973年开原市金沟子乡金沟子村采集。晚更新世（一万多年以前）化石，证明当时的辽北气候温暖。

　　在我省辽北地区的考古研究当中，专家们汇总当地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遗迹，得出结论：以秦汉长城为分界线，边关外难见这一时期文化遗存，成了蛮荒之地。

　　专家们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当时异常寒冷的气候环境不无关系。

　　5000年前,辽北气候曾经暖如现在的中原

　　“秦汉时期辽北地区的气候条件跟现在比较相似，属于草甸草原性气候。”铁岭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周向永说，“但是不同生产力水平下，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考古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化有时候对辽北地区的人类活动甚至起着决定性影响。”

　　经过三次大规模深入细致的文物普查，当铁岭地区的文化遗存总体框架被整理出来，摆在眼前的时候，周向永头脑中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按年代来划分，到了秦汉时期，辽北地区文化遗址突然变得异常稀少，只有秦汉长城沿线几个墩台遗址和一个年代约为东汉时期的墓葬群，与其他地区的秦汉文化遗存无法相比。史家有“秦故障空塞”的说法，也就是秦时在辽北地区的边塞外面基本没啥人。

　　为了解开这个悬疑，周向永查找了大量资料和文献，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最终将他引向古代的气候环境研究上，为此他还完成了一部专著　《辽北自然与人文地理研究》。

　　据介绍，考古研究提出的辽北地区秦汉时期的寒冷，是与此前长达5000多年的温暖相对而言的。

　　在距今8000年至5000年前，辽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3℃，比现在平均高出3℃至5℃，这是近一万年来辽北地区气候最为温暖的时期。

　　到了距今5000年至2500年前，辽北地区气候较前期干燥，但仍然比较温暖，年平均温度为12℃，比现在高出2℃至4℃。将当时辽北地区的气候环境与现在的气候环境进行对比，发现这一时期辽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与现在黄淮地区气候大体相当。

　　而且，这种推测已经通过对古文化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动物骨骼研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周向永说：“当时的河南安阳，数量较多的野生动物是圣水牛、肿面猪，其次是狗、猪、獐、梅花鹿、商羊和牛，比较少见的有貉、熊、獾、虎、兔、马。这些动物中除圣水牛、肿面猪两种较为独特外，其余动物都是在辽北常见的动物。”

　　据介绍，这种温暖的气候条件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在西周初年，大约距今3000年以前，这一时期，出现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寒冷期。史料显示：周孝王时期，秦岭以南的汉水两次封冻；周幽王时，西北诸地积霜，不难想象当时的辽北气温。

　　从辽北地区的考古发现看，这一阶段的动物是以狍为代表的鹿类动物比较繁盛，植被也是以耐旱的蒿、藜为主，反映了辽北地区这一时期气候变得干冷。

　　幸运的是，这一寒冷时期并不算长，仅仅持续数百年，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辽北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繁盛期。

　　周向永说：“上世纪80年初进行的铁岭全市文物普查结果表明，当时在这一地区分布的遗址数量，几乎与现在行政村的数量相当，如此密度的人类生活遗迹折射出这一地区非常适合原始人类生活居住。”

　　但是，这一时期的遗址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特点，就是反映人类生活的地层堆积都很薄。

　　文化层较薄反映了人类居住的时间比较短，周向永估算过，辽北地区第一次文化繁盛期持续时间在800年左右。

　　秦汉时期,辽北地区气温下降，再度异常寒冷

　　周向永说：“我想知道，3000年前在辽北呈现的一派繁荣、繁衍了800多年的那支文化怎么突然间消失了？”

　　周向永借鉴了我国著名数学家竺可桢的方法和研究成果，通过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他发现，秦汉时期相对寒冷的天气是辽北地区人类文明活动稀少的重要客观因素。

　　据介绍，秦汉时期的全球气候发生一次较大变化，处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二次寒冷期”，对于此时的气候情况，历史文献中已经有了一定记载。

　　如《汉书·武帝纪》有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夏四月，陨霜杀草”；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

　　周向永说，这种记载，到了王莽时期出现得更为频繁：

　　《汉书·王莽传中》有天凤元年（公元14年）“四月，陨霜，杀木”；“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死”。《汉书·王莽传下》中有：天凤四年（公元17年），“是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地皇二年（公元21年），“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

　　史料中，关于气候转寒的记载，周向永在《续汉书·礼仪志》中还找到一个极端的例证：“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chūlóu]，白幕皆霜”。他查看历史年代表发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就是公元58年8月8日，8月初正是人们说的三伏天，汉明帝在这一天让百官参加祭祀宗庙的活动，却下起了霜。中原尚且如此，北方的严寒不难想象。

　　当然，在铁岭的秦汉遗址发掘中，他们也找到了物证。在我省地理位置最北的秦汉时期汉文化遗址邱台遗址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红褐色陶罐，陶罐中有炭化谷物颗粒，经研究为粟的遗留，粟属于禾本科一年生植物，喜温暖，耐寒。这反映了当时铁岭南部已经不再是此前青铜时代的自然气候环境，即温暖湿润、森林密布、各种野兽经常出没，那时气候已经明显转寒。

　　天寒，翠竹不过山海关

　　周向永留意到了史料中关于竹子生长情况的记述，帮助人们更为直观地了解那一次气候寒冷的具体影响。

　　他说，《史记·乐毅列传》　中有这样的话，“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史记·索隐》解释为“蓟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蓟邱之所植，植齐王汶上之竹”。意思是燕国山上的植物中种植着齐国汶水出产的竹子。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包括现在的辽北地区，虽然能够种竹的地方没有具体写清楚，但是在燕地，竹子可以生长，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就反映了当时气候比较温暖。

　　与之相对，在我国北宋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说过竹子，其中有“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

　　这段文字比较好理解。周向永说，战国时期北纬40度以北的燕国可以种竹子，等到了北宋初期，处于北纬37度线的延安地区偶然发现了地下的竹笋便当作奇事了，可见秦汉以来气候变冷的影响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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