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文物研究专家、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 　王立翔

　　中国艺术品鉴藏的历史，与艺术的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与人类艺术行为起源并不同步。不过人类收藏活动的源头仍可推溯至人类的原始本能时期，即早期对食物的贮存和生产资料的收藏。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鉴藏活动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在技术和文化的支撑、催化下，艺术品鉴藏不断地借用了更多的其他手段、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动机和精神寄托，成为了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行为。

　　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玉器也许是中华民族最早具有被“鉴藏”属性的艺术品之一。以此为起点，中国的艺术品鉴藏活动开启了至少5000余年的漫长历史。从此，中国人高超的艺术创作，与发达的鉴藏活动相伴相生，鉴藏活动的起伏，又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盛衰休戚相关。历朝历代的艺术品为国人鉴藏活动之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对象，而伟大的文明进程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鉴藏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存在基础。

　　中国艺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发展时期形成了独有的根脉和系统，它与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技术工艺紧密相关，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为千姿百态的物之形态，使众多的实用器物，变成了艺术品而留存于这个世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著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伟大的艺术成就为艺术品鉴藏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鉴藏者的活动仍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更与文化观念和时代风尚紧密相连，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鉴藏者的主观思想。

　　古代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著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数千年以来，历代帝王也一直以他们的统治下的国土为文明之邦为标榜，有着崇尚文物，聚蓄典籍、宝藏的传统。

　　早期的艺术品从其基本特性中延伸的品类群生、彰显教化、煊赫治功的功能，就是王权有意宣示的各种表现，因而为帝王所看重。而随着艺术品形象、直观、美化、娱情等艺术本体特性发育得愈加显著，艺术创作的精神性沟通和悦目游艺的自由舒怀，得到了鉴藏者，尤其是王室的更为充分的认识。历朝帝王，尤其是那些对艺术品抱有浓厚兴趣、鉴赏眼光高人一筹的帝王，大多利用地位和权威，建府立制，或笑纳各方朝贡进献，或收罗天下珍品异宝，充栋内府禁苑；或调集天下名工巧匠，以为己用，形成以礼制政教为主体的“官家”宫廷艺术；他们的作为和标榜，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鉴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著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历代名画记》所记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或许是史料记载下的皇家首次大收藏行动。后代的帝王纷纷效仿，尤以新朝初立为甚，并不断在体量上扩充，在管理机制上完善。鉴藏之物供帝王“听政之余，旦夕披玩”。而社会稳定、王朝延续，宫廷往往累世接力，有的帝王自雅才艺，嗜好尤深，古之珍异，已充牣内府，仍更搜葺，以至天下宝物，收罗殚尽。如此高度聚藏的结果，就是所藏文物命悬国运，而最终等待的是王朝倾覆、宝物毁损流散的悲剧。秦汉之前不计，仅举此后的二例足可令人扼腕悲恸。如汉末董卓之乱，内府“图画缣帛，军人者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馀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历代名画记》)。东魏侯景之乱，“太子(萧)纲……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萧绎)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件卷，遣后阁高善宝焚之……”被史家盛赞的“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梁武帝本纪》)的累世所藏毁于一旦。类似浩劫几乎每遇重大战乱、帝都失控之际，历朝都会悲

　　剧重演，屈指数来，宫廷庋藏之殇，竟有十次之多，而造成的损失，实是华夏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宫廷收藏是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的必然产物，作为鉴藏史之主要构成，其始末成因，所得所失，洵足后人深刻探究和反省。

　　文人风尚引领了民间私藏活动的潮流

　　虽然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但文人风尚，却引领了民间私藏活动的潮流。与皇家相对应的是民间，不过这个鉴藏群体的主要构成是贵族、官宦和富商，一般平民布衣是无法跻身这个以财富为基础的特殊领域的。这其中文人士大夫是这个群体的主流。他们有的以开阔的知识视野、深湛的学问、较高的艺术品味，不断探寻和开掘了鉴藏活动的内在精神世界，有的甚至亲身参与艺术创作，将思想趣味与艺术表现相融合，标榜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分野雅俗之间，形成了不同时期的风尚。知识阶层大范围介入艺术品鉴藏活动，也起端于魏晋时期。这与当时王权相对松弛、艺术创作活跃、精神文化需求等多种因素有关。从此，鉴藏活动与文人结缘。沿着这个轨迹，文人与中国艺术的各种形式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并逐渐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特性。当然，魏晋时期的鉴藏活动之所以繁荣，还与艺术品历经漫长的两汉物质和文化铺垫准备，进入了市场流通领域，才得以冲破皇权礼制的禁锢，成为了一项可以留存于民间的文化活动，这是重要的准备条件。“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玩阅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此皆好事之病也。”(《历代名画记》)以书画鉴藏为标志，知识阶层的介入，大大推动了鉴藏活动内涵的完备和形式的丰富。如谢赫姚最之外，南北朝时期尚有羊欣、陶弘景、虞和、王僧虔、任昉、阮孝绪、袁昂、庾肩吾、顾恺之、宗炳、王微等一大批具有品鉴眼光的文人士大夫介入到书画鉴藏活动之中，不仅开启鉴藏著录一科，更以各自的学识大大推进了艺术品鉴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及至北宋，鉴藏风气蔓延到整个文人阶层，书画典籍的收藏，更是形成世家传统；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等以博通经史之才，以金石学开启了鉴藏研究的崭新门径，且为鉴藏学体系的建立做出筚路蓝缕之功。到了明清两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以及地下碑刻器物出土的增多，公私鉴藏异常繁盛，受朴学的影响，一些阁僚高官和学界大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学术探究、引领鉴藏的作用，如文徵明、项元忭、董其昌、钱谦益、翁方纲、孙星衍、阮元、何绍基、陈介祺、吴大澂等，都在多个艺术收藏领域内，成为知名的学者型鉴藏家。文人士大夫在鉴藏活动中地位的不断凸显，与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极为有关。

　　纵观历朝的艺术品鉴藏之发展，每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鉴藏活跃发展的大好时期，而鉴藏的重要对象———各种艺术品，包括字画和瓷器、铜器、玉器等各种古器物，本身也是前、当代社会昌明文化发达的结晶，这印证了与艺术有关的技术条件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鉴藏活动开掘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推进了艺术的实践探索和与之相关的工艺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财富特性的愈加彰显，艺术品也诱发着人类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贪婪的阴暗一面，因而随之产生了巧取、豪夺、贿赂、厚葬、盗墓、作伪等等与鉴藏相伴随的种种肮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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