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中部地区在历史上存在多个平均温度超过现代的显著温暖的时期，比如秦汉、隋唐和南宋后期。

成文于秦汉时期（公元前210—公元210）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气候：“二月仲春，雨水之日。桃始华……玄鸟至……五月仲夏，蝉始鸣”。推算一下，这类物候都比现代提前一个月左右，也就是说，当时天气比现在温暖。当时冬半年平均气温较现代（取1951—1980年平均状况）高约0.24℃。这一时期中也存在波动，最暖的30年出现在公元前210—前180年，冬半年平均气温较现代高1℃左右。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同样处于温暖期内。从史料来看，当时小麦、谷子的收获时间均晚于现代，腊梅、柑橘等植物分布都比现代偏北。研究显示，公元601—920年是我国2000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温暖期，温暖程度也高于20世纪，近些年来变暖与隋唐暖期高度相似。

降水是反映气候状况的另一项重要指标。研究也发现，我国的降水趋势和格局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改变，并且存在区域差异。然而，无论是史料丰富的东中部地区，还是资料相对匮乏的西部地区，20世纪降水变率并未超出过去1500年自然变率范围。

我国历史上的“大治”之年，几乎都发生在温暖时期，自然经济形态下冷抑暖扬的文明韵律十分清晰。比如隋唐暖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国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强盛时期。

唐朝历史初期，华北也进入了一个历时近百年的偏旱期，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新唐书·五行志》载，贞观元年（627年）夏，“山东大旱”，“关内六州及蒲、虞、陕、鼎等复遭亢旱，禾稼不登，粮储既少，遂令分房就食”，二十一年（647年）秋，“陕、绛、蒲、夔等州旱”；显庆五年（660年）“河北二十二州春旱”；永徽元年（650年）“京畿、同、绛等州十旱”。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迎来进入强盛的转折点。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科学家们认为，这或许与暖期农业发展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有关。中国自古以农耕立国，文明的发展与农业经济息息相关，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城市建设、商贸流通、文化和工艺的发展，以及战争能力、政权巩固等都取决于经济基础。

农业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当气候温暖时，适宜耕作的土地扩大，农牧交错带北延，南方更容易发展多熟稻作，单位亩产（剔除生产技术外）增高，人民安居乐业，“仓禀实而知礼节”；一旦气候转寒，粮食供给不足，饥荒、社会混乱甚至战争就在所难免，继而引发政权颠覆、人口锐减、文明停滞甚至衰落。

研究也发现，极端气候事件对社会发展有明显的影响。以著名的楼兰衰亡为例：据载，西汉繁盛时，楼兰王国“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然而这一秦汉时丝绸南路上闪亮的明珠却在魏晋以降的文献中逐渐失去踪迹。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对楼兰出土文简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北朝时，楼兰政权曾数度陷入生存困境，至5世纪末终告衰亡。

对于楼兰的衰亡，历史学家从异族入侵以及丝绸之路改道等社会性诱因方面予以解释，而地理学家们则从自然环境演变的角度，提出了罗布泊的游移、“盈亏”、楼兰古河流水量的减少、改道、土地沙漠化、气候变干等多种诱因。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楼兰古国衰亡的原因，都离不开干旱这一重要因素。

19世纪50年代末我国连续多年的大范围气候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846-1850年黄河流域直隶、山东、河北等6省有500多个州县受灾；同期，两广地区和湖南、江西等省的许多县份水旱蝗灾不断，瘟疫蔓延；特别是1849年，长江流域遭受特大水灾，农产品价格暴涨，民生难以为继。这成为引发金田起义的导火索，太平天国运动吹响了灭亡清政府的号角。

科研人员表示，虽然从某种角度看，气候变化是太平天国起义从酝酿到爆发并席卷南中国的重要因素，但太平军之所以兴于广西，而后辗转千里从容占领南京，更与道光年间吏治腐败，统治阶层自下而上碌碌无为有关。

而在唐朝历史初期的干旱期中，高宗、武后、中宗等在位皇帝数次避正殿、减膳、大赦，要求官员极言时政得失，以求减轻旱情，并积极开展赈灾。倘无唐廷的得力措施，恐怕唐朝初兴的势头难以持续。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只是影响“治乱”的重要因子之一，气候因素与社会等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应对。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固然需要警惕，但只要政府高瞻远瞩、积极应对，仍然大有可为。

古时冥灵大龟，对它来说五百年只是一个季度；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用八千年过完春天，又用八千年过完秋天。千年的气候史只不过是个轮回，气候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面对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纵然不必对全球变暖忧心不已，也不能疏忽其造成的危害，风雨变幻，不过几千寒热！

编辑：LTX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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