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空城计”的由来及完善等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日:‘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日:‘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十二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2]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珪“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守珪日:‘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琏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裙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
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3]。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日‘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内容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
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问题。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2]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东晋习凿齿评。
作者:成都理工大学德阳分校讲师
“子午谷奇谋”纵横探
李殿元
在探讨诸葛亮北伐为何未能成功时,许多人都会惋惜他未能使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那么,“子午谷奇谋”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有这么一段资料:
(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这段资料下作了详细引注:
《魏略》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日:“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成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这便是关于著名的“子午谷奇谋”的全部记载资料。
一、“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可信吗?
关于“子午谷奇谋”的记载,以《魏略》最为详尽。但是,《魏略》这部书,却是在魏晋之际,由魏郎中鱼豢秉承统治中原的司马氏集团旨意而著述史事的(类似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王沈的《魏书》等)。在他们所保存或加工过的中原传说里,诸葛亮是受到了严重的诬罔和歪曲的。
诸葛亮在世时,“声烈震于遐迩”[1],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地区的人民对他深切怀念,形成了许多故事传说。陈寿在诸葛亮去世40年后的《上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2]。表明这些传说都是
歌颂性的。而在司马氏集团统治的中原地区,则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利用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来笼络蜀人;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宣传上,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魏略》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魏略》中,诸葛亮被描绘成一个以游说而求进身的策士,他自行往樊城求见刘备。[3]故事十分荒诞,毫无史实根据,所以裴松之驳斥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魏略》记载了许多诸葛亮的异闻,都经不住史实考证。如说:刘备败于小沛,其子刘禅失散窜入汉中,卖为刘括养子,娶妇生子,后来简舍人使汉中,刘禅往见,遂由张鲁送诣益州,立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日:‘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4]这哪里是事实呢!不过是贬诬刘禅卑贱而以炫耀魏晋之主,描写后主甘作傀儡而诸葛亮则为独揽朝政的专制权臣。
关于诸葛亮针对魏国的北伐,魏人当然是不愉快的,所幸诸葛亮没有成功,这就为他们嘲讽诸葛亮提供了可能。《魏略》就讥斥诸葛亮的北伐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5]。 那么,这种“史书”所记的“子午谷奇谋”又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
《三国志·魏书·夏侯悖传》记载:“初,太祖(曹操)以女妻(夏侯)术楙,即清河公主也。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魏略》也说:“林字子林,悖中子也。文帝(曹丕)少与桶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与曹操之子曹丕一并长大,又为曹操女婿的夏侯楙,到曹操孙子曹叡为帝时,还能说是“少”吗!何况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上《出师表》后,即率军北驻汉中,又怎会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让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呢!即使有此会,魏延有此议,必然也是军事机密,又怎会泄露于外人知之呢!
虽然《三国志》魏延本传记载有魏延请兵与诸葛亮会于潼关之事,但这是“每随亮出”,即经常提出的建议,并不明确表示为“子午谷奇谋”。倘若没有注引《魏略》的资料,是不会将其理解为“子午谷奇谋”的。因此,《魏略》的记载是孤证,不足以证明有“子午谷奇谋”;加之《魏略》关于蜀汉的记载多不可信,“子午谷奇谋”的历史真实性也就相当令人怀疑了。
二、“子午谷奇谋"是如何产生的?
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公推由蜀入晋的史学家陈寿的评论较为公允。他既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同时又公正地指出其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陈寿经过广泛搜集和系
统研究诸葛亮著作及有关资料后,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又说:“然(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军政才能长短得失的权衡结果是:政治优于军事;而在军事上也不是无所可取,只不过是用谋打仗不如军务管理与建设。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可谓历史之公论。 以所取得的业绩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他的政治才能,何况诸葛亮所主持的军事活动又主要是针对魏国的,而且是长期与被尊为晋宣王的司马懿相对峙。由魏入晋又征服了蜀汉的晋朝包括陈寿在内的史学家,在涉及这段历史时必然有所忌讳,不能贬低司马氏,不能过分宣扬诸葛亮,甚至有意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贬低,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书籍的特点。
秉承司马氏旨意著述史书,对诸葛亮进行严重诬罔和歪曲的史书,除鱼豢的《魏略》外,突出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和王沈的《魏书》。王沈在《魏书》中,写诸葛亮之死:“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6]裴松之在引注后就指出,所谓军败欧血而死之说,完全是“因亮自亡而自夸大”的“虚记”。当时,诸葛亮在渭滨,司马懿“蹑迹”,胜败未定;又诸葛亮亦非入谷而卒,乃是蜀人入谷发其丧。裴松之因此说:“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可见,魏人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伺等地不可信。
《魏略》之所以要记载下“子午谷奇谋”这条虚有的资料,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宣传上去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看,诸葛亮的北伐,本来就是以小国之弱兵而征大国强兵,取胜的惟一可能就是“子午谷奇谋”,可是“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怎么会有如此胆量呢?他因为“怯”,所以认为此计“悬危”,不敢采纳,坚持从坦道渐进的方式。他的军事活动当然也就只有以失败告终了。
可以肯定,类似“子午谷奇谋”这样贬低诸葛亮军事能力的传说,在魏国一定还有,不然,被称为“良史”的陈寿也不会在《三国志》中写下魏延欲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的记载。只是,陈寿的记载并非特指“子午谷奇谋”,而是魏延多次建议分兵合围;而经裴松之加注《魏略》的资料后,就必然理解为对“子午谷奇谋”的特指了。
三、“子午谷奇谋”真的可行吗?
即使“子午谷奇谋”真如《魏略》所记载的那样,倘若诸葛亮采纳了,是不是就可以
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呢?尤其是由于诸葛亮的北伐毕竟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后世许多为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惋惜者,更容易感叹诸葛亮为何不试此“奇谋”。 但是,诸葛亮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并非陈寿所说的“奇谋为短”,也不是魏延所说的“怯”,而是认为此计太“悬危”,这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就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被司马懿擒斩之事,打乱了诸葛亮在上庸开辟伐魏东线战线,两路出兵征魏的计划。首次北伐,又因违众错用马谡而不用宿将魏延、吴懿为前锋,导致初出祁山的严重失败。诸葛亮本是刘备在政治上的“股肱”,没有指挥过大战,况且又有关羽、刘备先后因冒进而失败的前车之鉴,必然使他在军事指挥上格外谨慎而考虑再三。
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正因为此,所以司马懿观诸葛亮营垒后,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也”。[7]从蜀汉的实际国力与军力而言,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强大的魏国的军事力量。倘若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后世责难诸葛亮不用“子午谷奇谋”者,多以为—个军事家不能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进攻,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就可以一试锋芒了。这个道理用到一生谨慎的诸葛亮身上,是不起作用的。蜀汉国小民少,兵员不多,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更何况诸葛亮“约己爱民”,对士兵也极其爱惜。在第一次北伐退兵后,有人因收姜维,并掠得数千民众还蜀,来向诸葛亮祝贺时,诸葛亮就皱着眉头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8]由此可见,诸葛亮用兵岂能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让将士去作无谓的?惜兵慎战,这应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兼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也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邰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9],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备;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大约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注释:
[1]西晋张辅:《名士优劣论》,《艺文类聚》卷二十二。
[2][3][6][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 [4][9]《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5]《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
[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作者:刘晓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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