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纵进,独直超群
《三国》纵进,独直超群
——评《三国志演义纵论》
1977后至今的三十年,是中国内地《三国志演义》(按:罗贯中原著书名不作《三国演义》)研究空前繁荣、发展的三十年。专着、论着、论文集在二百部以上,论文和评论在三千篇以上。概括起来,有四大块:第一大块是对《三国志演义》版本和作者的研究;第二大块是对《三国志演义》文本的研究,即研究它的思想、艺术、形象、风格、手法、诗词。语言,等等;第三大块是对《三国志演义》和“三国”诗歌、戏曲、俗文学。说唱文学、传说故事、讲史平话等等关系的研究;第四大块是对《三国志演义》在国内、国外影响的研究。众多学者,各据所长,对《三国志演义》四大块中的某一大块或某一大块中的某一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很少有《三国志演义》研究的学者、专家,对上述《三国志演义》的四大块作整合、整体的系统研究,而后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这是因为,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既要对《三国忐演义》的版本、作者、文本很熟悉,又要对《三国志演义》的左邻右舍很精通,还要对《三国志演义》在国内外的影响很了解,可以说是很难很难的。
《三国志演义》研究的老专
《纵论》首先以实证、校勘的方法,具体考证、比勘了西班牙藏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北平旧藏周日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余象斗刊本《批评三国志传》、北平旧藏熊清波诚德堂刊本《三国志全传》、刘龙田及其乔山堂刊本《三国志传》等等多种《三国志演义》版本,而后以确切的版本资料为根据,提出有关《三国志演义》版本问题的新见:这些刊本,虽然刊刻时间迟于嘉靖元年的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然它们“正文的文字别有所出,但母本并非‘嘉元序刊本”’。“罗贯中书成后的很长时间内,这部小说一直以辗转传抄的方式流播于世,后来才有了刻本。各抄本及清明刊本除误抄或误刻外,也都曾经加工修改过,有的甚至发生很大的增删。由放所据母本的修改程度不等,而其刻板时所进行的变动又有或多或寡,所以今见诸明本不仅多有差别,并且出现了刊刻时间的先后不总是与罗氏原书的距离成绝对正比的现象。”例如,叶逢春刊本的初刻时间尽管比“嘉无序刊本”迟二十七年,但是叶刊本的某些细节或文字描写,较之“嘉元序刊本”还要接近放罗贯中原作的。又如,周曰校本比放“人文影本”(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印本,其祖本出自嘉元序刊本)底本多出的描写不少乃自有所据,当出于‘古本”,但也不排除有的取放“人文影本”底本的祖本。再如,熊清波刊本虽是一个经过删改而且镌刻粗疏的简本,但是其中也保存了原本或早期版本文字的某些遗留。另如,刘龙田刊本所写《水淹七军》中的“伍伯”,是一种低级职官,而“人文影本”底本不解“伍伯’为何物,望文生义地擅改作“五百人”(无法改作“五百人”处,便改作军士)。刘龙田刊本此处却保存了原来的面目。陈翔华的这些新见,打破了“嘉元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罗贯中原作底本的迷信。《三国志传》系统的《三国志演义》所依底本,早于嘉靖元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所依的底本。陈翔华的这一认知,现已基本上成为《三国志演义》研究界的共识。
此外,陈翔华通过实证、比勘,认为“余象斗《批评三国志演义》还是《三国志演义》研究史上第一部自我标榜的批评“著述”,为《三国志演义》的进一步评论与研究开导先路,到后来才有叶昼‘李卓吾评本’、‘钟伯敬评本’以及清初毛宗岗评本、李渔评本”;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史上,《批评三国志传》“是不应当受到忽视的”。至于陈翔华通过书目簿录、杂着叙录小说序跋、版刻记录对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的考定,对罗贯中原著书名不作《三国演义》说的辨正,功底扎实,资料翔实,论据充实,也都是独具只眼的百年不易之论。
其次,《纵横》以历史的、美学的方法,对《三国志演义》的文本进行了持久,深刻的研究,提出了历史题材故事再创作的“四因子交合”说,“三国”及诸葛亮故事演变三时期说,罗贯中以诸葛亮为其小说的形象体系中心而“隆中对”为之“主脑”的艺术构思说,以及诸葛亮性格前后不一致说等创见,更使人耳目一新。历史的方法,指的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提到历史的高度,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研究对象有关的问题;美学的方法,指的是以审美的观点考量研究对象的美学价值与美学意义;以此方法,《纵论》发现,《三国志演义》据以创作的历史题材故事演变及其再创作,是由于四重“因子”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四因子”是:1.历史人物本身的事迹材料;2.历史上可资汲取的其他人物有关故事;3.前代传说与创作艺术沉积;4.创作者(包括口头传说者、民间艺人与作家〕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其本人的生活经验、思想与文化艺术素养。这些因子在交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一般地说,l、4两因子更为重要些。交合也并不一定只进行一次,而有的则是多次反复地进行。“四因子交合”说,解了《三国志演义》何以成为经典之作的艺术之谜。《纵论》把“三国”及诸葛亮故事的演变,划分为野史传说时期(公元3世纪至9世纪末)、创作勃兴时期(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中叶)、艺术典型完成时期(公元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完全符合“三国”及诸葛亮故事的实际。《纵论》又认为,“隆中对”作为《三国志演义》的主脑,在艺术描写时,罗贯中既触及确有其事的史实,又面对大量存在的加过工或完全虚构的故事传说,加以重新改编、创作与发展,终于塑造成功流传千古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但是,《纵伦》作者通观全书,又发现,蜀汉建国前的军师诸葛亮和建国后的丞相诸葛亮,其人物色调很不一致。军师诸葛亮具有高度自信心,充满着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但丞相诸葛亮对前途缺乏信心;军师诸葛亮敢放藐视一切强敌,但丞相诸葛亮颇“惧”敌手司马懿;军师诸葛亮计出不穷,算无不验,处处显示临机应变的无限能力和足智多谋的胜利光辉,而丞相诸葛亮往往谋而无功,难以应变,不免放失败。诸葛亮性格的复杂现象之所以出现,在于罗贯中在写军师诸葛亮时较多地反映了民众的某些情绪和要求,而写丞相诸葛亮时则主要是按照文人士大夫的观念去塑造的结果。这就表明,在塑造诸葛亮这个忠贞智慧的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典型的过程中,罗贯中揭示出这个人物内部性格的某些复杂现象与差异现象,因而诸葛亮的艺术形象,长时期来既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又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如此评述《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在“三国”研究界也不曾有过,称得上是诸葛亮新论。
第三,《纵论》再以比较的方法,论述了《三国志演义》与“三国”诗歌、“三国”民间传说、“三国”俗文学、“三国”故事剧及“三国”讲史、平话等之间的关系,指出:“三国”诗歌的进步倾向和独有的艺术特色。“三国”故事传说所表现出的历史人物所未曾有过的特点和因素、“三国”俗文学作品之予《三国志演义》的哺育、“三国”故事剧为《三国志演义》所提供的深厚的艺术土壤和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三国”讲史和平话的主题思想和基本倾向与《三国志演义》的渊源关系,都在在说明,《三国志演义》之成为前无古人、后无超越的千古不朽的历史小说,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千百年来“三国”文化的积累和集大成的体现。如此看待《三国志演义》与在此以前的其它“三国”文艺之间的关系,既是比较得来的切合实际之论,同时又确证了《三国志演义》实为我国“三国”文化的高峰之作。
第四,《纵论》更以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三国志演义》问世以后至今在国内外的广泛和深远影响。《三国志演义》之予明清以来的三国说唱文学、三国戏的影响,诸葛亮故事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人所共知的。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三国志演义》这部长篇小说名著远播放海外,受到世界诸国民众的欢迎。早在明隆庆三年(1569),《三国志演义》已传到朝鲜;明万历元年(1573),叶逢春刊本人藏放西班牙马德里近郊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明崇帧八年(1635),余象斗刊本《三国志传》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早期的外文译本有:1689年日僧湖南文山编译日文本《通俗三国义》50卷;1802年,译成泰文本《三国》;1820年,汤姆斯(P.P.Thorns)据《三国志演义》前九回译成英文《权相董卓之死》发表;1845年,泰奥多尔·帕维门heodre Pavie)翻译出版法文本《三国志》等。今天,《三国志演义》故事已经传及世界各大洲、被译成很多种类文字。而且朝鲜、日本、印尼。越南、泰国、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既藏有汉文原本,又有本国文字的多种译本。近些年来,日本诸国又从《三国志演义》中寻找事业成功的秘诀,兴起了中国古典智慧热。日本的企业家们在极其激烈的现代商战中,还借鉴或汲取《三国志演义》中的战略战术。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三国志演义》在国内外的影响,不仅中国的其它古典小说无可比并,就是《水济》。《西游记》。《红楼梦》。《梅》。《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名著也难以望其项背!
从上可见,《纵论》对《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是对当代《三国志演义》研究的提升和超越。它以整合、整体的对《三国志演义》的研究,以实证方法、校勘方法、历史的方法、美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多种方法对《三国志演义》的综合研究,提出了系列新见,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纵论》作者陈翔华先生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壮心不已。我们希望他在晚年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三国志演义》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的成就!
作者:陈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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