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94年在武汉举行全国书市时，湖北省作家协会曾约请一批文艺家和湖北各高校的中文系系教授，对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由王蒙先生评点的红楼梦》，和李国文先生评点的《三国演义》举行座谈会。在会上，本人曾首发逆耳之言，认为以当代小说家评点古代小说家的作品，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当代作家如果对古代作品不甚了了，或者本来就不够重视，便率尔提笔评起古代小说名著来，就难免“郢书燕说”，搞得读者不知所云。因为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其作者大都无从确考，其时代背景亦若明若暗。至于书中涉及的历史掌故，和它的版本流传演进的历程，更是复杂多变，言人人殊。这自然不是对古代文史较少时间涉猎的某些当代作家，仅凭自己的灵感和智慧，就能把评点工作作好的。

　　因此，当时我曾当面批评李国文同志不该在他对《三国演义》的评语中，多处苛责孔明。我说：我1988年就在曾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批评诸葛亮只是一个好秘书长，但却算不上是一个好参谋长的谈话，全国（包括我国台湾）的40多家报刊，都曾予以报导。当然会有一些读者不同意拙见；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诸葛亮，是不可能没有不少的偏见、错误与失误的。例如《隆中对》在认识上就有颇大的片面性；《出师表》也不能说是一篇“好文章”，因为他要“五出祁山”和强大于蜀十倍的魏“拚消耗”，这只能加速蜀的早亡；他公然批评刘禅“不宜妄自菲薄”，尤其不妥等等。但我认为如果从小说评点家的立场出发，把小说中的孔明评得这也不是，那也错了，那这个为《三国演义》（主要指毛宗岗父子的批改本）所倾其全力塑造的“万古云霄一羽毛”的高大的形象，就树立不起来。从而也就会降低人们读这部古代小说名著的兴趣。

　　我这样说，是说“文各有当”：学术家站在今天的高度，从站在恢复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诸葛亮的缺点开展必要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对于文学形象的孔明，则应该尊重古代多数小说家（还有戏剧家）的选择。当然对于历史上本来就很进步的能够代表我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人物，自然是不能任意丑化的。

　　还有，我希望当代作家在评点古代作品时要慎重，这并不是说古代评家的评点，就无可疵议。我认为，对古代评家的评点也只能批判地继承，而不应亦步亦趋。

　　兹举李国文氏的评庞统为例，就可见他是盲目采用了毛宗岗的误说，而又变本加厉地把它推向了极端，以致使他的“新评”竟是错上加错，令人不能卒读。

　由于最近我在《三国演义学刊）2002 年1-2 期发表了《从刘备的借荆南，到关羽的攻襄樊，失江陵及其走麦城的悲剧结局》一文后，得到了一些专家和朋友的认可；他们肯定拙作对于导致关羽悲剧结局的主客观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与此同时，也使我想起毛宗岗为了独尊诸葛亮而在其评点中对庞统和关羽散播的种种不实之词；而这些不实之词，恰好又被李国文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用来作为自己低斥庞统的“论据”，兹为辫析如下：　　

　　毛宗岗在其评改本《三国演义》第63回的总批中写道：“观乎庞统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关公之所以亡也。”他以为庞统如不死于所谓的“落凤坡”，则收蜀之事委之庞统，而孔明可以不离荆州。今庞统死后，“镇荆州”之重任就只能交给关羽，而关羽是不可能贯彻“东和孙权”方针的，这也就决定了关羽之必败、必亡的命运；至于庞统则是由于他有“躁进”之心，且“猜嫌”诸葛亮之“忌己”，遂致冒险丧身的云云。

　　显然，这都是毛宗岗的误说，不料作家李国文却在他新加评点的《三国演义》（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回的总评中不加分析地搬用了，李氏不仅无丝毫惋惜庞统这位“一代奇才”的英才早逝之意，而且似乎还要追究庞统之死，打乱了诸葛亮战略部署的“责任”。李氏还相信庞统对诸葛亮“有按捺不住的嫉功心理”，并诬庞统由于“求功心切，急军轻进，冒险行事”，以至终于在“落凤坡”死于乱箭之下云云，读之令人啼笑皆非！

　　今按《 三国志·庞统传》引《 襄阳记》云：庞统称孔明为“伏龙”，庞士元为“凤雏”。本传又谓庞统为了“兴风俗，长道业”，常爱“称人之美”。他认为这样作，可以“使有志者自励”，因此吴人多闻庞统之名，鲁肃为此致书刘备，推荐其“非百里才”，“诸葛亮亦言之于刘备。”刘备一见庞统，“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荐引，庞统怎能脱颖而出？而且不久他就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了；又何须“猜嫌”“诸葛亮之忌已”？ ，甚至还会对诸葛亮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功心理和争功心理”呢？

　　李国文氏这些诋毁庞统的“莫须有”之词，本已使人拒腕！不料他还异想天开地写道：当时也不能排除“身在荆州（按应云“荆南”-引者）的孔明，会无一丝一毫对于庞统入川后迅速建功立业，声望日重（按应云“日隆”-引者）的忌畏，从而对刘备施加什么影响”云云；这更是奇谈怪论。诚如所言，那诸葛亮岂不成了庞统之死幸灾乐祸的小

人，和陷庞统于死地的罪人吗？　　

　　由于李国文氏根本没有查阅《三国志》，以致于忽略了刘备庞统之入益州，乃是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的事。据《诸葛亮传》当次年刘备和刘璋以兵戎相见，刘备自葭萌还攻刘璋时，诸葛亮即应刘备之召，与关羽、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蜀的郡县了。这也就是说：在建安十七年时，诸葛亮即已离开了荆南。

　　又卢弼《三国志集解》，《传》注，引《华阳国志》云：刘备围雒城时在建安十八年。此时，诸葛亮当早已来到刘备身边。因此庞统阵亡后，诸葛亮是协助刘备作了抚恤工作的。再据《庞统传》：当刘备围雒县时，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 水经·洛水注）:“洛水南经雒县故城南，广汉那治也。备自将攻洛，庞士元中流矢死于此。”正因为此次攻城之战，系刘备的，所以他痛惜庞统，“言则流涕”。遂拜庞统之父为议郎、谏议大夫。诸葛亮亲为之拜。刘备又追赐统爵为关内侯。谥日“靖侯”。这说明庞统在雒城城下杀身成仁时，诸葛亮也正在雒城前线。可见李国文氏说庞统之死是在远在“荆州”的诸葛亮对身在益州前线的刘备产生了“什么影响”所导致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应该看到庞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在涪州的庆功会上，曾公然当众指斥刘备之攻蜀“非仁者之兵”，使刘备极为难堪，以致刘备当场罢了庞统的官。但刘备迅即认了错，而且请还了庞统“复故位”；可是庞统迄无谢过之意，他并且对刘备说：当时自己和刘备“君臣俱失”，意即两人都应检讨。由此可见庞统是一个洁身自好之士，时其所事之主，毫无奴颜媚骨。

　　据此也可以说明，当刘备进围雒城时，庞统之所以不顾个人安危，竞亲自“率众攻城”以致为流失所中而卒的不幸结局，正是他鞠躬尽瘁，力图报效刘备的知遇之隆的表现。象这样集大智、大仁、大勇的品质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岂能多见！我们怎能盲从旧小说家之言，丑诋他怀有阴暗心理：甚至闹出了把他的“为流矢所中卒”， “误”译为被“乱箭射死”的笑话呢。

　　至于所谓庞统死于“落风坡”云云，本是旧小说家的“故神其说”，不料清代名诗人王士祯却据以入诗；为此，鲁迅已早己指摘其失误，希望今日之评谈《三国演义》的同志，不要再上当了！

　　这里还应补充说明的是：诸葛亮虽然在他的隆中对策中，早已向刘备提出了应该跨有荆、益两州的建议，但实际上，诸葛亮在此后并未定如何实践这一政治理想的行动纲领

，到建安十六年促成刘备入蜀的大功臣乃是庞统。　　

　　《 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云：“统说备日：荆州荒残，人物禅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按此系夸大之词-引者），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他还引据《尚书》“兼弱攻昧”之言，劝刘备借鉴五霸“逆取顺守”之往事，以安置刘璋。并强调：如果今日不取益州，“终为他人利耳。”刘备遂行。显然，刘备如能全面采取庞统“借益州”以定大事之策，而放弃荆南以利于巩固和孙权的联盟，这就不致于有关羽之死以及夷陵之败的悲剧发生。

　　这也可见建安十六年刘备之所以决策西上，固然由于外有法正等的引导，而内实决定于庞统的献策。而由这一对策也可证庞统对天下事了如指掌，他盼望为刘备开拓疆土的心情，该是如何地迫切？因此他在刘备与刘璋会师于涪时，即密献了三策，其上策是“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可惜刘备毕竞由于“胆怯”，只能取其中策。但这也可见他对庞统又是如何地言听计从了。

　　这里还应该谈谈毛宗岗把荆南之失，归咎于关羽之是非。《三国演义》第63回写诸葛亮在被刘备召赴益州前线之前交割印绶与关羽时，曾叮咛他要贯彻“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毛宗岗在此回总批中写道：“孙与曹合则大可惧，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东和孙权’，其又何能拒操那？”他又在夹批中写道：所谓八个字中“只重在东和孙权一句”云云。

　　其实，这一情节乃是小说家的虚构，其目的不过是要把失荆南的责任推给关羽一人承担耳。殊不知“‘北拒曾操’的方针，刘备集团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此即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谓的“汉、贼不两立”也。但是“东和孙权”，并非刘备、诸葛亮单方面所能决断的方针。因为他两人都是不肯撤出荆南借地还吴的；而孙权又视此一地区为自己的生命线，势所必争（连原来极甚耸恿借地与刘备的鲁肃态度也早转变了）；加上刘备在得益州之后，接着又己进兵汉中，但他此时仍无归还荆南与孙权集团之意，于是孙权就必然要采取主动与曹操配合夹击关羽之策了。这也说明：不能贯彻“东和孙权”方针的，首先是刘备本人的决策，而不能委过于关羽。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刘备当时的两难处境：南荆之地，固然名义上“借”自孙权，但赤壁之役，刘备集团也血战有功；《三国志·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答鲁

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按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岂可徒劳，无一块土？”况且赤壁战后，刘备、关羽己经营荆南数年，今一旦要他们弃地与孙权，又谈何容易？而这也就决定了刘备不可能实行东和孙权的战略。　　

　　但曹操和孙权本来都是名实相副的一代英杰，这样曹、孙联合把刘备集团驱逐出荆南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事实。

　　因此，今天应该抛弃历来缺乏历史知识和全局观点的旧小说评点家，坐井观天，徒知气愤填鹰地谴责关羽之失荆南，而却看不到刘备本来就不具有统一全国的素质和实力。好在这位“袅雄”毕竟也得到了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并能在辞世之前“托孤”于诸葛亮使之有权治理全蜀。这样，诸葛亮才能以丞相之尊，奖帅三军深入南中，为开拓并初步开发我国的大西南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找们至今不能遗忘的。

　　因此，我认为陈寿评刘备有刘邦之风，“英雄之器”，又赞他病殒前能“举国托之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是“君臣之至公”；这种从大处着眼评论历史人物的观点、方法，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参考。刘邦不是也有多次的失败吗？但比起他的建立大汉王朝的历史功勋来，那些“失败”的经历，不过都是一些不必苛责的“小节”耳！

作者：张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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