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十世纪《 三国 演义》的版本研究在版本的调查、辑录、整理和版本系统、衍变的考证以及罗贯中原本形态的探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和总结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关键词] 《三国演义》文献学；版本研究；版本系统；版本衍变；原本形态 《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是《三国演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且影响深远，所以弄清这部伟大著作的产生时间、演变过程等情况，对研究长篇小说的源起、衍变、流播、创作规律等课题，意义重大。而《 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传统文史、学术观念的拘囿，二十世纪以前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几乎没有成果可言。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学术、小说观念的发展建立，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辛努力，《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拟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对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作一回顾，以期对新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对版本的调查辑录和整理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是以调查、辑录海内外散存的版本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1924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其国内发现了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见《关于明的小说“三言”》，载《斯文》第八编第六号），这一被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誉为“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的发现，直接引发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国内学者立足国内，放眼欧、日的探访、辑录《三国演义》版本的热潮。其中较著者有马廉、孙楷第等人。 马廉在董康、鲁迅、郑振铎等人的基础上，调查了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宫内省图书寮、法国巴黎图书馆，以及国内的北海图书馆、孔德图书寮、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馆藏，将其调查结果着成《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发表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5期（1929年7月）上。该文著录了自元代至清初的《三国演义》版本十六种[①]，初步钩稽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轨迹。之后，孙揩第于1931年9月扬帆东渡，在日本汉学家的帮助下，首次对东京各藏书处的中国古小说作了全面考察。在此前后，他还遍阅国内北京图书馆、孔德学校藏书及马廉、傅增湘、胡适、郑振铎等私人所藏。“博考载籍，旁搜故实”，统编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及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该书卷二“明清讲史部”详细著录了《三国演义》版本近三十种，为自来著录《三国演义》版本最宏富者。每种刊本下均有题记，考证精详，代表了当时《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该时期必须一提的是诗人戴望舒的访书成就。1936年，其游学欧洲时，在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发现了马廉、孙楷第均未著录的海内外孤本——明嘉靖书林叶静轩及子叶逢春刊《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并于1941年3月10日在香港《日报》副刊《俗文学》第十期刊发的《蠖庐琐记》一文中作了简要介绍。戴望舒虽因“滞留时间不多，未遑细览”，但著录此本已属贡献至着。因为此本是仅次于嘉靖序刻本且能够确定刊行年的早期存世版本，对《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②。 其后半个世纪中，《三国演义》的版本调查、辑录始终没有更大的进展。直到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遍访欧美、中、日诸国图书馆”，对《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全面调访，查知世界各地迄今存世的《三国演义》版本三十五种。在该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专着《三国演义版本考》第二部分“《三国演义》现存版本目录”中，魏安详细记录了每种版本的刊行情况、扉页、序目、卷回、行款、字数、卷端版心题记、碑记、图像、评语及藏本情况，称得上是《三国演义》版本辑录的集成之作，代表了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的最高成就。至此，《三国演义》版本存世情况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与版本调查、辑录相应的是学术界、出版界对《三国演义》重要版本的整理印行。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影印本和排印本两大类别。

 （一）影印本。早在1929年，商务印书馆和涵芬楼就影印出版了当时国内新发现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因所据底本不同，两者略有差异）；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该本。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演义》版本的主要有以下几家：1、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三国演义》专辑”影印出版了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联辉堂刊本、杨闽斋刊本、清绿荫堂覆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三槐堂刊《第一才子书》等六种。2、1988-1991年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影印出版了双峰堂刊本、评林本、联辉堂刊本、郑云林刊本、乔山堂刊本、藜光堂刊本等六种闽本。3、1995年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第一辑影印出版了余氏双峰堂刊本、汤宾尹校正本、乔山堂刊本、朱鼎臣辑本、清宝华楼刊本等五种。

 （二）排印本。自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汪原放标点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来，重要的排印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该本横排本；50至70年代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毛宗岗评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的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黄山书社1991年的宋效永等整理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的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的沈伯俊毛本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的沈伯俊嘉靖本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的沈伯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校理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的刘敬圻、关四平点校的周曰校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的李灵年、王长友校点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的盛巽昌《三国演义》补正本。另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其中收有《三国演义》的多个版本。等等。 这些版本的出版为《三国演义》版本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丰厚坚实的资料基础。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不断开拓与深入与此是分不开的，对二十一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对版本系统及衍变的考证 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系统及其衍变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1929年，郑振铎在其《〈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载《小说月报》20卷10期）中，通过初步考辨，认为《三国演义》的版本系统及其衍变颇为简单：嘉靖本是《三国演义》的第一个刻本；后来刊行的诸本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四十年来，郑振铎这一失之疏误的结论几乎成了定论。直到1968年，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中指出，郑振铎忽略了万历以后刊刻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花）关索情节的重大线索。他以此为根据，将《三国演义》版本分为三组：A组，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等；B组，包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和杨闽斋本等；C组，包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毛本等120回的后期版本。尽管小川环树留下了没有详细论述三组版本衍变关系的缺憾，三个版本组的划分尚有不严谨处③，但他能首先发现（花）关索情节的差异，修正郑振铎的观点，同时尝试给复杂的《三国演义》版本归类，无论如何，这都应该算是《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实质性突破， 对《三国演义》版系衍变提出重要新见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1976年，他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卷1期，后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把《三国演义》的版本分为“志传”和“演义”两个系统。并初步勾勒了《三国演义》版本衍变的轨迹：“大约在至治本《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颇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遂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之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柳存仁的研究结论尽管粗疏，但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八十年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尤其是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外学者在版系衍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并逐渐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首先，对《三国演义》的版本系统有了更科学的分类。国内学者如张颖、陈速、刘世德、厚艳芬等根据版本形态，认为现存的《三国演义》版本可分为“通俗演义”、“志传”、“批评本”、“毛本”等几个系统（见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刘世德《夜话三国·〈三国〉的版本系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厚艳芬《〈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载《北方论丛》1996年第4期）。海外学者则对“演义”、“志传”两大系统进行了更为细密的考察。如日本学者上田望根据周静轩诗、（花）关索故事、章回及正文本身的差异等，将“演义”系统细分为四类，“志传”系统另分为三类（见《〈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1990年12月《东洋文化》第71号。中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日本学者金文京根据关索的出现情况，将“志传”系统分成四个子系统（见《〈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1989年5月《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 其次，对嘉靖本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金文京选择了“志传”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余象斗本与嘉靖本比勘后发现，虽然较之嘉靖本而言，建安本“是一个更不正确的本子”，但是嘉靖本也是“一个错误之多超出我们预想的本子”（同上）。日本学者中川谕也认为嘉靖本决非最优秀的版本（见《〈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将嘉靖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后，指出“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中也指出嘉靖本“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 再就是对《三国演义》的版本衍变有了更清晰的梳理。如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着中认为“志传”本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本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金文京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一文中也认为“志传”本与嘉靖本“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上田望认为“演义”系统本、“志传”系统本“是从一本祖本分化出来的”，“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同上）。总之国内外学者已比较一致地认为嘉靖本并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版本；以后的各种版本并非都源出于此；“志传本”保存着更多的古本的面貌。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英国学者魏安的专着《〈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他在充分占有海内外藏本和吸收前贤时学版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三国演义》诸版本的共同特点，运用“串句脱文”的比勘方法，最终把存世的三十五个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确定了《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衍变关系：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很长时间的传钞，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两个版本系统的祖本又各分为两支：A支、B支和C支、D支，分别在明中叶刊行，并逐步演化出各种版本。魏安的研究详实有据，方法科学，分析透彻，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较高的可信度。尽管魏氏关于版本衍变关系的论断尚有可议之处，但他对现存版本的分类及分析方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为新世纪《三国演义》版本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三、对罗贯中原本形态的探考 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和《三国志演义凡例》中自称得见罗贯中原本（《凡例》作“古本”），并据以校正俗本之诸弊。尽管海内外学者均认为毛氏父子的“原本”之说不可信，但却激发了后世许多学者探考罗贯中原本的热情与兴趣。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直接认为罗贯中的原本即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孙楷第在《〈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载1934年《文史》1卷2号）中对嘉靖本作了仔细的研究后，对罗氏原本提出了两点推测：（1）疑原本乃以百余回演之，后人把每回中各章分开，让它们各自独立，才成二百四十节；（2）原本或者是《三国词话》也未可知？孙氏所论虽有简单比附和臆测之弊，但较之郑振铎有更多的论证基础。此后半个世纪中，大部分学者都简单化地把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看作是罗贯中原作。另有学者则根据一些旁证和部分内证，认为罗贯中的原作是长篇的讲史话本。如夏梦菊《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探考》（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6期）认为嘉靖本《三国通俗演义》不是罗氏原本，罗氏原本只能是一部长篇的讲史话本。日本学者上田望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中也认为“罗贯中撰写的原本也许为类似《三国志传》的巨型话本”。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版系衍变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完整的罗氏原本已失传，因此不再对罗氏原本作直捷的、简单的整体判断，而代之以立足版系衍变的具体考证。周兆新通过详细考证，认为罗贯中原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利用夹注的形式节录和复述史书，以供读者参考”，但嘉靖本的小字注释，不一定全是罗贯中原注；另外也没有引用范晔的《论》、《赞》和陈寿的《评》。他还通过联辉堂本、杨春元本、乔山堂本、余象斗双峰堂本、汤宾尹本与嘉靖本异文、注释及关羽、关索故事的比勘分析，考校出上百处罗贯中原作可能有的文字、情节（见《三国演义考评》）。澳大利亚马兰安以《花关索说唱词话》为参照，通过对诸版本中“花关索”或“关索”情节与文辞的细勘后，认为“原作包括了更多的传奇素材，使用更为简单、更为原始的手法创作的，只有较少的正史资料，以及仅有尚未发展完善的‘说书人风格’的形式”，“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见《〈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考》的最后，认为“罗本《三国演义》的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除上述内容外，陈辽还认为罗贯中《三国》底本分卷分节不分回，各节题目的字数是不整齐的；正文前有三国君臣《姓氏附录》，但无略、表；文字比较通俗，如称“宦官”，不称“中涓”；个别地方，文字多于后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某些情节与后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本不一样，且比较合理，如关羽就义等。例外的是，陈辽认为罗贯中原作有关索的情节，但却没有具体展开论述（见《解罗贯中及〈三国志传〉底本原貌之谜》，载《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整体而言,《三国演义》原本探考已具有了较好的认识基础，但具体考证尚有待深入。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既汲取了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的考据之长，又吸收了现代新的研究方法，在不断的搜集材料、怀疑、比较、论证中逐步接近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成为《三国演义》研究中成绩较着的一个主要领域，同时为《三国演义》其他方面的研究培育了勃勃生机。当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首先是版本的调查尚须持之以恒地进行，版本的整理出版必须加大力度。前者孕育着突破的契机，后者提供可资深入的版本基础。其次，版系衍变及原本探考还需进一步深入、具体化。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继续寻访搜集新材料外，更重要的是积极努力地探索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还有就是应该认识到小说版本的研究不同于传统学术的版本专学，它主要是为更好地研究《三国演义》其他方面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版本研究中必须有意识地摆脱为版本而版本的研究倾向，加强针对性。 注释：[①] 其中一种为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实不属《三国演义》版本，但对研究《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及成书至为重要。②据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刊刻时间为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另外“虽然叶逢春本是闽本，文字基本上同于双峰堂刊本等万历间的闽本，但是它对于关索或花关索一字不提”。1995年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井上泰山赴西班牙将此珍本复制携归,由关西大学出版部于1997年与1998分两次影印了由井上泰山编校的《三国志演义史传》。因版权等问题，国内目前尚未印行。井上泰山在1997年着文对该本作了详细介绍，中文译本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辑（1999年）上。③比如，同是A组版本，嘉靖本没有有关关索或花关索的情节，但周曰校本和其他版本却有关索加盟诸葛亮征南的描述；B组中的乔山堂本含有比A组版本中更为全面的有关关索（而不是花关索）的故事。而同组的联辉堂本、杨闽斋本等则仅与花关索（而不是关索）的故事有关等等。（原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韩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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