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十世纪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等五个方面。整理、总结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二十一世纪的《 三国 演义》研究。[关键词] 《三国演义》文献学；罗贯中；交游研究；《录鬼簿续编》；赵宝峰。 关于罗贯中的交游情况，明清时期多为原生态的文献载述，几乎没有考证性的文字。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随着《录鬼簿续编》等重要文献资料的发现，罗贯中的交游受到了鲁迅、郑振铎等现代学者的重视，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开拓领域。但总体而言，现代时期的罗贯中交游研究材料爬梳罗列有余，而文献发覆考辨不足，因此在当时该领域始终没有形成研究热点。而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三十年，由于社会及学术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思想性方面，因此，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一度沉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多元化，罗贯中的交游研究很快成为《三国演义》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论争平等激烈，探讨精细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综观该课题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学术界的具体研讨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兹要述如下。 一、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 关于罗贯中和《录鬼簿续编》作者关系的主要文献依据是明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编》[①]中的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虽然对于《录鬼簿续编》作者是否为贾仲明(一作名)（1343-1422）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但这寥寥数十字吉光片羽的记述，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关于罗贯中生平最详赡最可靠的材料，同时也是关于罗贯中交游的最早记载，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线索。 认为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学者，一般都肯定两人的“忘年交”关系。但也有学者对罗贯中与贾仲明这对“忘年交”的实际关系有不同看法。 周楞伽首先认为《录鬼簿续编》中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其不可信处有二：第一，一般公认罗贯中是东原人，连罗贯中在所著的书中也自署“东原罗贯中编次”，贾仲明却独说罗贯中是太原人，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第二，他既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却根本不提缔交于何时，只说“至正甲辰复会”。而“其后六十余年”，正是罗贯中以作《 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小说声誉鹊起之时，他却一无所知，而且竟不知罗贯中之所终。天下有这样的“忘年交”，岂不奇怪？进而他通过对《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传记的分析，认为贾仲明“品格卑劣”、“恬不知耻”，“罗贯中轻视他的为人”，“至正甲辰复会”以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根本不愿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贾仲明完全是谬托知己”，在对罗贯中踪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好说‘竟不知其所终’” （《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我们认为，虽然《录鬼簿续编》钞本存在较多的疑点，但在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应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对《录鬼簿续编》该记载的权威性予以肯定。另外，我们还应该始终明确交游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理解罗贯中的思想，进而为深入研究《三国演义》服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否为贾仲明，贾仲明是否“谬托知己”，对我们就《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所透视出的罗贯中的为人、性情等的理解并无大妨。 二、和施耐庵的关系 早在明代就已有文献记载罗贯中乃施耐庵门人。明初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另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尽管前者之真伪目前尚有争议，但“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说法应该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于，明代差不多前后的其他文献如郎锳（1487-1566）《七修类稿》、田汝成（约1503-？）《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586年）、《稗史汇编》等都记载罗贯中作《水浒传》。至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首先对两人之关系及《水浒传》著作权提出了异疑，他在《因树屋书影》卷一中认为“《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续作，因极口诋罗，复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由是，争衅遂开。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等循周氏思路而倡“托名”一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水浒传》“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认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乃是 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水浒传〉考证》）。但关于谁是“托名”者的种种猜测，都绕过了罗贯中这个文学大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部分研究者继续沿此思路作了一些具体探讨。如1982年罗尔纲在《水浒真义考》（《文史》第15辑）中提出，《施耐庵墓志》不足凭信，而罗贯中确有其人，七十一回本《水浒》即出其手。《水浒》写了农民革命，罗氏“为了避祸，就捏造了一个乌有先生施耐庵为著者，而把自己放在‘编次’之列”。王晓家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施耐庵”其人，而是《水浒传》的作者为逃避文网虚构出来的人物,是罗贯中的化名（《〈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载《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水浒传〉作者及其他》，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水浒传〉作者非施耐庵系罗贯中补证》，载《济宁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而顾文若、焦中栋则受《录鬼簿续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等语的启发，认为“‘施耐庵’是罗氏采用了谐音法，将‘是乃俺的本’（这是我的本）隐谐为‘施耐庵的本’”，“这是罗贯中为避文祸，根据杭州风俗做的一个隐语”（《“施耐庵”为罗贯中托名》，载《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文章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但就论述而言，尚显单薄。当然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力图证明两人的师生关系及之于《水浒传》的著作权的。但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师生关系”的实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欧阳健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施廷佐墓志铭》、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庵公生原迁籍志》等晚近发现的材料，认为二人“非师生授受关系”，而是“罗贯中因年岁较小而自居门人”（ 《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上溯本论题的论争历程，可以发现端倪启自明代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因此，其真伪问题十分关键。在目前莫衷一是、驻步不前的情势下，刘冬等提出的开掘“施耐庵墓”以寻求地下文物参证的主张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参见黄俶成着《施耐庵与〈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15页）。 三、和农民起义的关系 罗贯中与农民起义有关系的认识也是由来已久。明王圻《稗史汇编》卷一百三“院本”条载“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论者大都以为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即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另清代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说“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传》……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清徐渭仁《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则坐实了罗贯中与农民起义的具体关系。成为后世大多数研究者指认立论的直接依据。如王利器就认为，王圻《稗史汇编》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当是指其客霸府张士诚而言”（《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又见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三国演义研究集》）。 也有部分研究者在认同罗贯中参加农民起义的前提下，对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作了一些新探索。刁云展认为罗贯中原籍东原，东原对罗贯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对他的影响”。罗贯中可能参加过刘福通部将毛贵领导的红巾军，“可能当头头”。当张士诚的势力伸展到山东时，他才参加了张士诚的队伍。从此，罗贯中开始了客籍南方杭州等地，后半生专心“传神稗史”的写作生涯（《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周楞伽则认为，顾苓《跋水浒图》说他帮助过张士诚，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我倒疑心他依附的是陈友谅”，依据是《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记明太祖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康郎山大战：“友谅集巨舰，连锁为阵，太祖兵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几殆。已东北风起，乃纵火焚友谅舟，其弟子仁等皆烧死……是战也，太祖舟虽小，然轻驶；友谅军俱艨艟巨舰，不利进退，以是败。”这一段记载何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火烧赤壁（《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9月版）。刁、周二氏所根据的显然均非强有力的实证材料。 新时期关于该论题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是李灵年对“有志图王”的新解。他在《罗贯中“有志图王者”辨》（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文中不同意多年来流行的“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说法。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辨析：其一，根据元徐显《稗史集传》、《十药神书》、同治《苏州府志》、《明史》等资料考察，王圻《稗史汇编》中与罗贯中相提并论的葛可久（1305-1353），“其政治立场是为元帝效命”，并曾直接参与对抗农民起义军的 军事行动，元王朝亦曾发出征聘葛可久的诏令，因其病死而未成。罗贯中的思想似不当例外。其二，曾罗致罗贯中入幕府的张士诚，在起义过程中反复无常，并于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正式投降 元朝，授太尉职。“一些地主士大夫投奔他，并不因为他是起义军领袖，倒是由于他是元朝的开府太尉”，因此，“即使罗贯中曾经参与张士诚政权，也与农民起义无涉”。更何况罗贯中作《水浒》以劝谏讽谕，是因为他“看到张士诚‘阳为元将，阴欲自图’，对元朝并不忠心”，故而“希望他不要做第二个‘跳梁’宋江”，这显然更谈不上与农民起义有什么关系了。其三，以赵宝峰为代表的浙东地主阶级士大夫是反对农民起义的，而“综观罗贯中现存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否定农民武装斗争的”，“鼓吹匡济之志，宣传封建正统，讨伐乱臣贼子，正是罗贯中作品的政治倾向”，显然“罗贯中与其师友并没什么不同”。因此，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其涵义不一定特指自立为王，而是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在国家‘多事之秋’‘奋臂而起’，涤荡海内，为朝廷建立功勋，以取得封王赠侯”。文章最后认为“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结论自有可商榷之处，但文章在文献材料的寻绎考辨、时贤成果的去芜存菁、研究思路的不落窠臼等方面对学术界均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四、和赵宝峰的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于一九五九年收购到的《赵宝峰先生集》进入《三国演义》研究者的视野，关于罗贯中的师承及交游又有了新说。《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写道：“至正二十六年（1366），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表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这个名单，后来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相继纂修的《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即本之，另加“陈文昭”、“桂彦良”二人名。 周楞伽、王利器二先生根据上述记载，认为罗贯中就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王利器结合《水浒全传》描写陈文昭的内证，作了更为确定的论证（《〈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楞伽继八十年代初通过对该集的研究提出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后（《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于八十年代末，又结合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3《静明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小字按“《戴九灵集》‘书画舫宴集诗序’言：沈师程之友罗彦直氏。罗先生拱，字彦威，则彦直盖先生之字也”，考定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拱字彦威，早已拜赵宝峰为师，研究理学。”（《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2年版）周文所引材料皆确凿无疑，只是周文没能更进一步举出罗本以贯中为别号的实证材料或线索，这不能不影响他的结论的精准性，因此而为有的学者所诟病，认为不能排除同名同姓之可能（详下），亦未尝没有道理。 李灵年针对“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的问题，提出：“关键在于作为小说家的罗贯中，他与理学家赵宝峰是否会有相同的旨趣”。文章考察了赵宝峰的思想，指出：“作为理学家的赵宝峰，在政治上有他落后反动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始终忠于元帝的立场上；同时，他在认识问题和处世态度上又有开明随时的一面，不愧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赵宝峰这种复杂的思想性格，对罗贯中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李灵年还指出：“综观赵、罗二氏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最为鲜明的是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思想。”“赵、罗二人都立足于元末的现实……用不同的文字形式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其政治目的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似无容怀疑”（《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章培恒则对“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的观点提出怀疑，他认为“这篇祭文虽列有罗本之名，但既无字号，又无籍贯，安知这个罗本不是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个人？据乌斯通《先兄春风先生行状》，这位赵宝峰先生是个理学家，并非一般的塾师。罗本若非服膺理学，是不会师事赵宝峰的。而罗贯中则大写通俗小说和杂剧，‘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对 曹操有所肯定，这都是跟理学家异趣的。因此，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实在也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应该说这样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若据此而否定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师生关系，论据也是不充分的。 五、和高明的关系“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的观点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首倡者是王利器。王氏认为《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名单中的“高克柔，当作高柔克”，即作《琵琶记》的高明高则诚。并进而认定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胡雪冈在此基础上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补证。作者据《慈溪县志》、《温州府志》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认为高明曾两次在四明（元时曾下领慈溪等四县）任过事，并且晚年也是在四明度过的。因此，两人成为同学应该是有根据的（《高则诚生平及其作品考略──高则诚与罗贯中是同学的一点补证》，载《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氏学问精微博洽，向以文献考据见长，但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思虑欠周，失之臆断。胡文的补证也仅能说明高明在四明任事、生活过而已。因此，此论一出，驳难即起。金宁芬、欧阳健等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金宁芬从版本及《宋元学案》的记载体例出发对此作了详细考证。她首先查阅了四种版本的《赵宝峰先生集》（《四明丛书》本、两种知不足斋钞本及清潍高氏钞本），发现其中所收《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高柔克”均作“高克柔”。再查《四部备要》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宋元学案》，其中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表”及正文，也一律是“高克柔”、“高先生克柔”。这说明赵宝峰的门人是“高克柔”，而不是“高柔克”。另外，同一部《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七十“沧州诸儒学案”黄溍门下，录有“高明”其人并小传一篇。《宋元学案》中所录人物凡二见者，均注“别见”、“别为”、“并见”等。而“高克柔”和“高明”名下，均无此等字样，由此可见确系二人（《罗贯中和高则诚不是同学》，刊1983年4月19日《光明日报》）。行文细密谨严，考证笃实有据。欧阳健则从古人尊师通例的角度提出异议：“按照尊师的通例，门人对师长应一律称名，如乌本良字性善，乌斯道字继善，向寿字乐中，王桓字彦贞，罗本字贯中，但祭文中一律署名。高明，字则诚，着有《柔克斋集》。如果他也是门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却用一个别号，就实在太出格了。所以高克柔为高明之说，可以基本排除。”(《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金宁芬、欧阳健二氏的反驳是有据且有力的。罗贯中与高明的同学关系可以排除。 注释：[①] 该钞本由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三先生访书宁波时发现。但具体的发现时间，说法不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十卷（1936年）第五号马廉校录的《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之短跋（赵孝孟作）云发现于1931年秋。郑振铎藏本之长跋（自作于1946年10月）却说发现于1928年1929年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二）·录鬼簿续编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则认同前者。

（原载《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作者：韩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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